中国总是退，总是忍让；最让人头疼的是，中国从来没有灭亡日本的军事计划与准备。整个社会整个国家都是过分的善良和平。但是日本1000年来，制定的灭亡中国的计划和实际准备却是非常充分。我们就是把日本人想的太好了，从来都是；所以1000年来一直吃亏。 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公然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甚至狂妄叫嚣要“以武力介入台海”。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挑衅，而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践踏。 然而，将这一切仅仅归咎于高市早苗个人，那就大错特错了。 德国学者早就警告，日本从未像德国一样真正清算其侵略历史。他们通过修改教科书、淡化战争罪行等手段，系统性地扭曲国民的历史认知。 俄罗斯学者贝斯特里茨基的分析则更为深刻。 他指出，日本外交过度依附于美国，导致其国家战略充满了矛盾，始终无法在亚洲找到自己的正确定位。 这种迷失，使其右翼势力总能找到兴风作浪的空间。 更何况，日本国内早已是焦头烂额。北海道的工厂爆炸，超过两万种食品掀起涨价狂潮，社会压力已濒临极限。 对外挑衅，或许正是其转移国内矛盾的惯用伎俩。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绝非偶然的策略，而是一种根植于其民族骨髓的千年执念。 这种执念，就是对中国大陆的觊觎和征服。这是一种贯穿了日本历史的、惊人的战略连续性。 将历史的时钟拨回到16世纪，丰臣秀吉的野心就已经昭然若揭。 他早在1585年就制定了详尽的征服大明计划，甚至幻想将天皇迁都北京，把宁波作为其永久的通商口岸。 为了这个“大陆梦”，他于1592年发动了文禄·庆长之役，动员近20万大军，妄图借道朝鲜，直扑中原。 这场战争，彻底暴露了日本对生存空间的贪婪渴望。 这种渴望，在明治维新后非但没有收敛，反而被注入了近代工业的强心剂。 1868年，明治天皇在《御笔信》中就毫不掩饰地宣称要“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 随后的行动更是步步为营。1874年出兵台湾，1879年吞并琉球，每一步都在为最终的决战做准备。 1888年，一份名为《清国征讨方略》的秘密文件，更是将其险恶用心暴露无遗。 这份方略详细规划了占领中国各大要地的具体步骤，其用心之险恶、准备之充分，令人不寒而栗。 而彼时的清廷，却还在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对邻国的杀心浑然不觉。 甲午战争的爆发，绝非偶然。日本战前军费开支已占其国家财政的41%，无数间谍绘制的中国地图，其精确度甚至超过了清军自己。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降维打击。 黄海海战的结局早已注定。日本联合舰队的军舰普遍装备了速射炮，射速高达每分钟10发。 而北洋水师的舰炮，还在使用每分钟仅能发射1发的实心弹。技术上的代差，让英勇的邓世昌也只能徒呼奈何。 进入20世纪，日本的野心更是膨胀到了极点。 1927年，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东方会议”，炮制出臭名昭著的《对华政策纲领》，明确提出“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的侵略路线图。 四年后，“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伤亡3500万人的深重灾难。 一部日本近代史，就是一部处心积虑的侵华准备史。 反观我们中国，在这上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我们的战略词典里，似乎永远只有“防御”和“驱逐”，从来没有一份真正意义上的“灭日计划”。 万历年间的援朝抗倭，我们的目标仅仅是将日军赶出朝鲜半岛，从未想过登陆日本本土，犁庭扫穴。 甲午战败，我们想的也只是割地赔款，换取一时的苟安。 即便是艰苦卓绝的十四年抗战，我们的最终战略目标，也只是将侵略者赶出中国。 我们的文化基因里，似乎刻着“以和为贵”与“过分的善良”。 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曾分析，中国深受孔孟思想格局的影响，文化惯性巨大。 而日本则通过“脱亚入欧”，进行了一次彻底的自我格式化，将侵略扩张的基因植入了国家机器的每一个角落。 这种千年维度的战略不对称，才是我们历史上屡屡吃亏的根本原因。 我们总是在用君子之心，去度量一个从未放弃过强盗逻辑的邻居。我们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如今，高市早苗的言行，不过是《田中奏折》的现代翻版，其参拜靖国神社的举动，更是与历史上的修正主义一脉相承。 他们正是在用这种切香肠的方式，不断试探中国的战略底线。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但历史的教训绝不能忘记。 日本对华战略的长期性与系统性，决定了我们必须抛弃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善良必须拥有锋芒，和平需要实力来捍卫。 唯有时刻铭记“蕞尔小邦，竟敢倾我天朝”的历史教训，建立起与之匹配的危机意识和主动战略规划。 我们才能在这动荡的国际格局中，彻底扭转这千年的战略不对称，永远不再重蹈覆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