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纽约时报》发表评论文章，指责费德里科·费里尼（《八部半》导演）和其他一些外语电影“晦涩难懂”。对此，马丁·斯科塞斯写下了这封相当有力的回信作为回应。致《纽约时报》编辑：文章《抱歉：我肯定是漏看了电影的某些部分》（“回顾一周”栏目，11月7日），以费德里科·费里尼为例，称其风格妨碍了叙事，导致影片不易为观众所接受。文章进而将这一论点扩展至其他艺术家：英格玛·伯格曼、詹姆斯·乔伊斯、托马斯·品钦、贝纳尔多·贝托鲁奇、约翰·凯奇、阿伦·雷乃和安迪·沃霍尔等。令我感到不安的并非文中的观点，而是它对那些与众不同、晦涩难懂或要求甚高的艺术表达方式所持的根本态度。在费里尼逝世仅数日之后，是否有必要刊登这样一篇文章？我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狭隘的、偏执的态度。倘若对费里尼这样一位大师级人物，且是其中最为平易近人者，都尚且持此态度，试问新的外语电影和电影人在这个国家还能有多少机会？这让我想起不久前播出的一则啤酒广告。广告开头是对一部外国电影的黑白戏仿，它明显融合了费里尼和伯格曼的风格。两个年轻男子在音像店观看此片，困惑不解，而一位女性同伴却似乎更感兴趣。出现的字幕写着：“为何外国电影非要如此'外国'？”解决方式竟是忽略这部外国电影，转而租下一部充满爆炸场面的动作冒险片，令那位女士颇为懊恼。这则广告似乎将女性与外国电影共同置于“负面”联想之中：软弱、复杂、乏味。我也喜欢动作冒险片。我也喜欢讲述故事的电影，但难道美国的方式是讲述故事的唯一方式吗？这里的关键并非“电影理论”，而是文化多样性与开放精神。多样性保障了我们文化的生存。当世界正分裂为充满偏执、无知和仇恨的群体时，电影是获取知识与理解的有力工具。令人遗憾的是，贵报的这篇文章被欧洲媒体大量引用。我所描述的此种态度，实则是为无知张目。不幸的是，它也印证了欧洲电影人最深的恐惧。这种封闭的心态，难道是我们想要传递给后代的吗？若你接受广告中给出的答案，何不循其逻辑推演至终：为何他们不照我们的方式拍电影？为何他们不照我们的方式讲故事？为何他们不照我们的方式穿衣？为何他们不照我们的方式进食？为何他们不照我们的方式言谈？为何他们不照我们的方式思考？为何他们不照我们的方式崇拜？为何他们不长得与我们一样？最终，谁将决定“我们”是谁？——马丁·斯科塞斯佳片奇遇季马丁斯科塞斯英格玛伯格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