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一名汉奸在路旁小解，路过的农民看到此人，直接拿叉子砸在了他的脑袋上，汉奸当场倒下，八路军司令员听闻此事忙赶来大呼：“打错了！” 1941年，鲁中军区敌工科长王芳相中了一个年轻人。这人叫郭善堂，脑子活，胆子大，还是个出了名的孝子。王芳找他谈话，没画大饼，直接把残酷的现实摊开了说：“这任务没档案，除了咱们几个高层，没人知道你是自己人。你得背骂名，你爹娘得被人戳脊梁骨，甚至……你可能死在自己人手里。” 郭善堂当时就愣了一下。他不怕死，但他怕死后连个清白都没有。可这山东汉子最后只憋出一句：“只要打鬼子，俺干！” 就这样，郭善堂摇身一变，成了“林洪洲”。他混进了泰安的日伪圈子，靠着收废品起家，愣是凭着一股子机灵劲儿，被日本宪兵队看上了。他成了日军眼里的“大红人”，出入有车，穿得人模狗样，见着八路军根据地还咬牙切齿地骂几句。 如果你穿越回那个年代，站在泰安街头，也会忍不住想冲他吐口水。这就叫职业素养，演戏演全套，连自个儿亲爹娘都得骗。 1943年，郭善堂奉命去东都镇执行任务。这地方是敌我拉锯区，形势乱得像锅粥。 那天晚上，郭善堂喝了点酒，大概是想透透气，也可能是真憋不住了，就跑到寨墙根底下的路边解手。那时候没有路灯，月黑风高的。巧了，村里有个老汉叫王老倔，这老爷子人如其名，倔脾气，恨透了日本人和汉奸。 王老倔那是天天盯着这帮祸害，手里正好攥着把还要下地干活用的铁粪叉子。他借着月光一瞅，哟，这不是那个大汉奸林洪洲吗？平日里前呼后拥的没机会下手，现在落单了，还把后背露出来了？ 这哪能忍？老爷子那是真的嫉恶如仇，二话不说，抡圆了胳膊，照着郭善堂的后脑勺就是一下！ 只听“咣当”一声闷响，郭善堂连裤子都没来得及提，哼都没哼一声就栽倒在路边的沟里，血哗啦一下就流了下来。王老倔一看人倒了，还不解气，又补了两下，看着人不动弹了，这才捡起郭善堂掉在地上的枪，撒丫子跑了。 消息传到八路军那边，独立营的范营长乐坏了，兴冲冲地给王芳打电话：“首长！好消息！东都那个大汉奸林洪洲，让咱们老乡给开了瓢了！估计是活不成了！” 那一刻，电话那头的王芳，心都要碎了。 他能说是打错了吗？不能。他能公开去救人吗？更不能。这种哑巴吃黄连的痛苦，只有王芳自己知道。他只能在电话里严厉地批评范营长：“乱弹琴！怎么能随便打死人呢？情报还没套出来呢！”挂了电话，王芳急得满屋子转圈，赶紧安排内线去打听死活。 郭善堂命大，那一叉子虽然狠，但没伤到要害，就是失血过多昏迷了。 这一昏迷不要紧，把日本人给心疼坏了。宪兵队长山本一听“林先生”在东都被八路军袭击了，那是勃然大怒，又是派军医，又是送补品。在日本人看来，这事儿彻底坐实了林洪洲的“忠诚”——你看，八路军都恨不得弄死他，说明他是真心给皇军办事的啊！ 此前，日军内部还有特务怀疑郭善堂是“双面间谍”，这一叉子下去，所有的怀疑烟消云散。王老倔这一下，无意中帮郭善堂完成了最高级别的“政审”。 郭善堂醒来后，摸着脑袋上的纱布，心里估计也是五味杂陈。看着那一帮对他嘘寒问暖的鬼子，他只能苦笑。这苦肉计虽然是被迫的，但这效果，确实是花钱都买不来。 打那以后，郭善堂在日军那边的地位那是直线上升。很多绝密情报，甚至是日军的扫荡计划，都源源不断地通过他传到了王芳手里。日军到死都不明白，为什么他们的行动总像是透明的，为什么八路军总能未卜先知。 最让人揪心的一幕，其实发生在抗战胜利后。 1945年日本投降，郭善堂接到了撤退命令。他回到了老家莱芜。按理说，英雄归乡，该是敲锣打鼓吧？可对于当时不知情的乡亲们来说，这是“大汉奸跑回来了”！ 全村老少爷们儿拿着锄头、扁担就把郭善堂家给围了。那个群情激愤啊，大家伙儿把他五花大绑，甚至有人喊着要当场把他打死，给死去的乡亲报仇。郭善堂的亲爹，那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指着儿子的鼻子骂：“你个不肖子孙！你还有脸回来！你怎么不死在外面！” 郭善堂被绑在柱子上，看着一张张愤怒却又熟悉的面孔，他没哭，也没求饶。他只是大声喊：“我要见区长！我要见县长！我是八路军！” 没人信他。大家都觉得这汉奸是为了保命在胡扯。 直到县政府把电话打到了鲁中军区，找到了王芳。王芳在电话里斩钉截铁地作证：“林洪洲就是郭善堂，他是我们最优秀的地下党，是英雄！” 那一刻，真相大白。乡亲们手里的棍棒放下了，他爹那举起的巴掌也停在了半空。老父亲抱着儿子痛哭流涕，这一家子受了多少年的白眼和屈辱，终于在这一天洗刷干净了。 后来，郭善堂改名叫罗国范，寓意“爱国的模范”。他在新中国的公安战线上继续工作，直到离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