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5月2日，苏曼殊因暴饮暴食逝世，年仅35岁，死后在他枕头和床铺下发现很多糖纸。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曾“一日饮冰五六斤”，自己还记载过：“食生姜炒鸡三大碟，虾仁面一小碗，苹果五个。明日肚子洞泄否，一任天命耳”。 苏曼殊的饮食嗜好从日本留学时期开始显现。东京夏季闷热，他养成每天喝五六斤冰水的习惯。章太炎亲眼看到他一次喝下大量冰水后卧床不起，旁人以为他已故去，第二天他又重复同样举动。这样的行为不只是解暑，还像在故意考验身体极限。他在个人笔记中记录一次进食三大盘姜片炒鸡肉、一小碗虾仁面条和五个苹果，吃完后随意写道明天是否腹泻就听天由命。这显示出他对饮食后果的漠视。 回国后，这种习惯转向对甜食的强烈偏好，人们称他为糖和尚。尽管多次出家，他总在僧袍内藏糖块。一次走在街上看到糖铺，他身上没有钱，就拔掉嘴里一颗金牙换成蜜枣买来吃，牙洞留着也没处理。与友人陈去病同住时，陈买一包糖炒栗子，两人分食后，他觉得不够，又出门买一包回来，继续吃到肚子胀痛，哼哼叫着直到天亮。 他给柳亚子的信中常描述食物梦境，比如腿上绣字搭配嘉兴大头菜、枣泥月饼、黄垆糟蛋，落款处提到红烧牛肉、鸡片和黄鱼。这些信件记录显示他用吃东西来填充日常空闲。苏曼殊的暴食不止于甜食。在聚会时，有人打赌，他一口答应吃六十个包子。吃到第五十个时，朋友劝他停下，他争辩着非要吃完，结果腹痛得走路摇晃。 柳亚子送来二十个芋头饼，他一口气全吃掉，绞痛得起不了身。这些举动像随意游戏，却逐步损害健康。他先后得过寒疾、痢疾、咯血、肠病和肝痛，甚至出现轻微神经问题。从医学角度看，这可能属于神经性贪食，早年家庭挫折和社会动荡引起情绪不稳，通过进食释放压力。医生多次禁止他吃甜腻食物，他表面答应，私下继续偷吃，导致病情反复加重。 1917年，肠胃问题严重，他卧床时还看报纸，读到同盟会旧事就叹气。陈独秀说他看到民国政局混乱，无路可走，就借乱吃乱喝加速死亡。这点出他爱国心与自毁倾向的冲突。他的南社诗作常批评时弊，译介工作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可惜身体状况限制了才华发挥。苏曼殊的饮食轶事流传广远。一天吃三十包糖的说法虽有夸张，却反映他对甜蜜的依赖。 在民国文坛，他像拼命三郎。易白沙请客时，他暴食后自称不行，次日又照旧。这些事迹接地气，像街坊闲聊，却藏着深刻内涵。他的译作和诗词至今被研读，推动现代文学萌芽。苏曼殊的暴食行为在留学日本时已露端倪。他不只喝大量冰水，还尝试其他极端进食。一次，他连续几天吃生冷食物，导致腹泻不止，却不改习惯。 回国后，在上海寓所，他常买大批糖果藏起，边读佛经边嚼食。友人来访时，他分享糖块，却自己吃掉大部分。一次与南社成员聚餐，他抢先夹走桌上的甜点，吃到撑胀才停。这样的细节积累成日常模式。在香港期间，他出家前曾与同志聚饮，喝下多碗米酒配咸菜，吃到呕吐。出家后虽戒酒，但对食物的贪婪未减。 在寺庙，他偷吃供果，僧侣发现后责备，他一笑置之。回上海后，他出入小食摊，买糯米糕、糖葫芦，一次吃光摊位存货。柳亚子回忆，他寄信时总附食物清单，如要买的栗子、枣子数量。苏曼殊的贪食影响健康逐步显现。初时只是偶发腹痛，后来转为慢性肠病。他咯血时仍吃辣食，加重病情。 医生开药禁忌，他藏糖在枕下，半夜偷吃。1916年，他肝痛发作，卧床数日，却叫仆人买苹果大嚼。友人劝阻，他辩称吃东西能提神。这些反复行为让身体虚弱。他的饮食日志记录多起事件。一次吃三大盘炒鸡后，次日拉肚子三天，却继续记录下次菜单。留学时，他试吃日本街头冰品，一天五六斤不止，导致感冒发烧。 南社聚会时，他优先选甜食，吃到腹胀影响讨论。柳亚子送芋头饼，他不分场合全吃，导致绞痛中断谈话。这些细节显示饮食已成生活核心。健康问题加剧后，他仍不收敛。1917年肠病复发，医生严禁甜食，他表面遵从，暗中让友人带糖入室。一次在医院，他藏栗子在床下，被护士发现没收。 他写信抱怨禁食难忍，却继续偷食。陈独秀访他时，见他床边糖纸，摇头叹息。苏曼殊的贪食轶事成为文坛谈资。人们传他一天吃三十包糖，他不否认，还笑称糖是佛门补品。在易白沙宴请时，他吃光甜品，自嘲不行，次日又邀客大吃。这些故事流传，反映他用食物填补漂泊感。 1918年春天，苏曼殊健康迅速恶化，腹泻不停，脸色发黄，朋友来访时他勉强握手，谈起国事就忧心。五月二日早上，病情突然加剧，他呼吸微弱，朋友赶到掀开被子，只见枕头和床铺下散落皱巴巴的糖纸，这些纸团显示他最后的嗜好。上海广慈医院医生诊断为肠胃积疾致死，年仅三十五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