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邓颖超逝世后，秘书赵玮俯下身，在额头上深深一吻，让这张感人至深的照片，成为了永恒的回忆！ 1992年7月11日凌晨四点，秘书赵炜站在邓颖超的病榻边。 这位陪了她27年的邓大姐，终于永远闭上了眼。 赵炜俯下身，嘴唇碰了碰那片安详的皮肤，两行泪砸在床单上。 这是37年里，她对“家人”最郑重的告别。 此刻，她想起1957年的秋天，自己攥着秘书证站在西花厅红门前。 那年她23岁，从抗美援朝的队伍里转业到国务院，再被“点将”进总理办公室，从未想过这个穿洗得发白军装的女兵，会成为两位伟人晚年最贴心的“身边人”。 赵炜的人生轨迹，本是标准的“时代印记”。 1952年初中毕业，响应抗美援朝号召去当兵，却因父亲反对闹得要断绝关系。 母亲从部队回来劝她：“姑娘家在机关挺好，我看过，纪律严得很。” 她留了下来，却没去成朝鲜，新兵连结束留在总部机关当办事员。 1954年转业时，国务院选80个青年去北京，她成了其中之一，从机要处到秘书科，短短一年三次调动，最后被总理办公室“挑中”。 第一次进西花厅，赵炜跟着老秘书走，绕过影壁上的“西花厅”匾额，院里的梧桐叶沙沙响。 她后来才知道，这里的“规矩”比部队还严。 周总理的办公室，连邓颖超都不随便进。 处理文件从不说“大概”“好像”，数字要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国务院要翻修陈旧的西花厅，夫妻俩偷偷让工作人员换了新灯、铺了地板，总理回来一看就发了火：“这房子是国家的，我不能搞特殊！” 邓颖超的窗帘洗得发白，边角都破了，赵炜悄悄把自己办公室的新窗帘换给她，自己用旧的，这事才算压下来。 可这些“苛刻”背后，是藏不住的牵挂。 两人作息像“拧着劲”。 邓颖超每晚11点前必睡，周总理常工作到后半夜，进门先轻声问“大姐在哪里”？ 睡了就轻手轻脚换拖鞋，没睡就坐下来陪说说话。 邓颖超也总写小纸条让卫士递过去，就几个字：“恩来，该休息了。” 在西花厅，这些纸条比台灯的光还暖，把两个忙于工作的人，拴在一起。 1975年11月的北京，满是消毒水的味道。 周总理刚做完第四次大手术，瘦得胳膊上的血管都清晰可见。 他点名让赵炜陪邓颖超去医院。 路上赵炜紧张得直攥衣角：之前叫过“总理”，总理说自己“不干工作了”，让她叫“您好”，可此刻该怎么开口？ 病房的门推开，总理从被子里伸出手，声音像片叶子：“您要照顾好大姐。” 赵炜的眼泪瞬间掉下来，邓颖超赶紧拉她的衣角，示意她出去。 那天晚上，赵炜坐在走廊的椅子上，听着病房里的动静，把这句话刻进了骨头里。 第二年1月8日，周总理去世。 追悼会上，邓颖超跟大家说：“你们伯伯临终前，握着她的手让她照顾我。” 赵炜跑到外面哭，邓大姐派人找她说：“总理希望你好好的。” 从那以后，赵炜的背包里总装着总理的遗像，无论是陪邓大姐出差还是开会，都带着。 总理去世后，赵炜成了邓颖超的“影子”。 邓大姐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离不开她。 赵炜要请假回家吃顿饭，得提前说清楚“去哪、几点回”，不然邓大姐会站在门口等。 赵炜住院子宫大出血，邓大姐瞒着她父亲说：“我家赵炜不能为你做什么，但我占有了她”。 后来父亲到西花厅，邓大姐握着他的手：“你的女儿不能为你做什么，我替你占了。” 一旁的父亲抹着眼泪笑：“应该的，应该的。” 邓大姐的遗嘱，是赵炜最珍视的东西。 1982年，她重抄了一遍，加了两条：“西花厅的房子是全民所有，交公使用，不许搞故居；周总理的亲属，不能因为总理的关系搞特殊。” 赵炜把遗嘱锁在箱子里，像守住两位老人的“本心”。 虽然他们从不是“高高在上的伟人”，是把“为人民服务”刻进生活的人。 周总理深夜核对炼钢数据，邓颖超把旧毛衣拆了织成抹布，连用的信封都是正面写了反面用。 1992年7月9日，邓颖超的精神突然好了些。 她拉着赵炜的手：“赵炜，我同你见最后一面。” 第二天，她陷入昏迷。 7月11日凌晨，监护仪的线“滴”地一声变平，赵炜扑在床边，吻了吻她的额头。 这是她能想到的，最像“家人”的告别。 邓大姐去世前，曾跟赵炜说过：“我和你伯伯约定，生不同衾，死同河。” 7月18日，赵炜取出保存了16年的周总理旧西装。 又擦干净周总理的骨灰盒，把邓颖超的骨灰放进去。 她捧着骨灰盒，沿着天津海河走，风把骨灰吹起来，落在河面上，像撒了一把星星。 她后来跟人说：“我没做什么，只是把两位老人的初心，传下去了。” 如今，西花厅的游客总说“旧窗帘真破”“骨灰盒真简单”，可他们不知道，那些“破”和“简单”里，藏着最珍贵的东西。 是周总理不肯换的新灯，是邓大姐的遗嘱，是赵炜37年的陪伴，是一个共产党员对“初心”的坚守。 主要信源：（光明网——三十七年西花厅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