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建，不建中国将落后30年！”2016年，杨振宁曾顶着骂名，极力反对花2000亿建大型粒子对撞机，杨振宁指出：“就算建成，也是给外国人做“嫁衣”，不如把这2000亿元用在基础教育上，才是真正的‘钱花在刀刃上’！”中科院院士王贻芳却说：“一定要建，不建中国将落后30年。 2012年，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用大型强子对撞机（LHC）成功发现了“希格斯玻色子”，这个被称为“上帝粒子”的家伙，为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画上了句号。 全世界高能物理学家都在关注此事，而谁能更深入研究这个粒子，谁就有机会在未来几十年里引领物理学。 中科院士王贻芳得知此事，忧心忡忡，他提出要建造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让中国成为“希格斯粒子工厂”。 他画出了设计图，按照他的设计，成品不仅会比欧洲LHC产生更多希格斯粒子，还预留升级为超级质子对撞机（SPPC）的可能。 唯一的缺点是成本太高，完全落地并升级可能需要超过千亿人民币。 这个方案一出，便立即遭到了杨振宁的激烈反对，他2016年发文专门批驳了王贻芳院士的方案。 中国人均GDP还不到巴西水平，上千亿投入，优先级真有那么高吗？更关键，教育、医疗、扶贫这些民生短板还没补齐，钱是不是该花在“刀刃”上？ 希格斯发现虽然轰动，但CEPC的主要目标，比如寻找超对称粒子等“新物理”，目前完全是猜想，过去70年高能物理的伟大发现，对普通人生活其实没什么实际好处。 最关键的是，中国高能物理顶尖人才全球占比不到1%，对撞机建成后，90%核心成果很可能被外国科学家主导。 即便真出了诺贝尔奖，届时不过是便宜了外国人，决不能让自己人饿着肚子来帮外国人实现成就，与其砸钱做“嫁衣”，不如把钱投到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等我们能主导的领域。 王贻芳是中国高能物理的旗手，主导了CEPC项目十多年，很想建一座对撞机，他的观点是：“一定要建，不建中国将落后30年！” 王贻芳决定为对撞机打前站，他带领团队2018年完成《概念设计报告》，前年攻克了加速器关键技术，就在今年发布了《基准探测器技术设计报告》，核心技术全部自主可控。 比如AC-LGAD超高精度探测、55纳米读出芯片，都达到了世界领先，中国已经有30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经验，CEPC不是“闭门造车”。 项目分“两步走”，先建电子对撞机，后续如科学目标没达到或关键技术（比如高温超导）没突破，可以不升级质子对撞机。 预算上，高能所历次项目超支不超过5%，有能力控住成本，即使最终科学产出有限，隧道还可以兼容重离子对撞机、加速器等，资源不浪费。 欧洲FCC、日本ILC也在争取建下一代对撞机，王贻芳说：“我们建了他们就建不了，他们建了我们就建不了。” 如果中国率先建成，未来几十年全球高能物理话语权就在中国，LHC当年带动了万维网、超导、精密制造等一大批技术突破，CEPC对撞机一旦建成，其溢出效应不可低估。 王贻芳的理想主义背后，是现实的国际竞争压力，他主张，基础科学是国家长远竞争力的基石，不能等“吃饱了”再来搞大科学。 这场争论已经持续十年，远远超出了科学圈，直接影响了中国最高层的决策。 2016年，CEPC在“十三五”规划评审中因“一票之差”落选，2019年，中科院内部评审再次以6:5被否决。 今年，CEPC团队完成了全部技术设计，项目有望重启。 这期间，欧洲、美国、日本的对撞机项目也在加速推进，国际未来加速器委员会（ICFA）把中国方案评为“不确定性最小”，但欧洲在人才、经验上依然更强。 杨振宁一派认为，基础研究经费只占总科研投入6%，远低于发达国家15%，不如先做大蛋糕，再谈结构优化。 今年10月，随着CEPC《设计报告》发布，项目进入了关键工程设计阶段。 杨振宁虽然已离世，他的警示还在耳边，千亿资金会不会打水漂，基础科学能否转化为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CEPC建成，中国将成为全球高能物理新中心之一，这不是空话，而随着杨老先生的逝世和中国经济的发展，项目重启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 这场拉锯，远不止“要不要建一个对撞机”这么简单，而是整个中国社会、科技界、决策层、公众对未来的共同思考。 正如王贻芳所说：“我们建了CEPC，最坏的结果是什么？没有最坏结果，至少我们对希格斯的理解到了新高度。” CEPC项目能不能在“十五五”期间落地？答案要看技术成熟、国际竞争、财政承受能力，以及全民共识的凝聚。 未来如何走？或许正如这场争论本身给我们的启示：中国要强大，既要敢做“第一”，也要敢问“值得不值得”——只有这样，才能在世界科技版图中真正站稳脚跟。 参考信源： 人大代表王贻芳：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 2020-05-24 19:16·金台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