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的两个现实，一是正如新加坡总理黄循财所说，东南亚最大的投资来源是美国，而不是中国，二是不管我们对东盟国家多么友好，东盟大多数国家仍然倾向于支持美国。 中国虽在贸易和基建领域占据绝对优势，但美国仍凭借在半导体、新能源等战略领域的投资布局，稳居东南亚经济吸引力榜首。 这种“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仰仗美国”的矛盾现实，恰恰折射出东南亚地缘政治经济的深层逻辑。 从投资结构看，美国的资本布局呈现鲜明的“硬核”特征，据东盟秘书处数据，2020年美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存量达3285亿美元，集中于半导体、新能源等战略领域。 相比之下，中国虽在贸易额上远超美国，2021年东盟与中国贸易额达8780亿美元，是美东盟贸易的2.3倍，但在高端制造领域的投资渗透率仍有提升空间。 这种差异在泰国尤为明显：美国通过“印太经济框架”推动泰国在半导体供应链中扮演关键角色，而中国则通过中泰铁路项目强化基建合作。 东盟国家对美倾向的深层动因，源于安全架构的历史依赖，菲律宾与美国的《加强防务合作协议》允许美军轮驻，越南通过“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引入美国海军访问，新加坡长期为美军提供樟宜基地。 这种安全绑定可追溯至冷战时期的“遏制共产主义”遗产，却在当前大国博弈中被赋予新内涵，当中国在南海的基建项目引发“债务陷阱”争议时，美国的安全承诺成为对冲经济风险的“保险栓”。 正如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所言：“美国不仅是亚洲经济伙伴，更是安全支柱，这种角色短期内无可替代，” 然而，这种平衡术正面临结构性挑战，洛伊研究所报告指出，中国在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的投资增速已超越传统基建。 2023年，中国在东南亚数字经济投资占比达35%，较五年前增长200%。 更关键的是，东盟国家开始通过“多元化”策略降低风险：印尼与阿联酋共建“未来投资伙伴关系”，越南推动“竹子外交”在中美间游走。 这种动态调整印证了黄循财的判断，世界正经历“旧规则失效、新规则未定”的过渡期，东盟的抉择本质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现实计算。 东南亚的“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模式，本质是弱小国家在大国博弈中的生存智慧，但这种平衡正被地缘政治的“泛安全化”浪潮冲击。 美国将芯片、稀土等产业链问题安全化，中国则通过RCEP深化经济绑定，双方都在试图将东南亚纳入自身战略轨道，对东盟而言，真正的挑战不在于选边站队，而在于如何避免成为大国对抗的“棋子”。 中国要突破当前困局，关键不在给予更多经济实惠，而在于构建“不可替代”的合作范式，在安全关切领域建立信任，在数字经济、绿色转型等领域创造增量价值。 唯有让东盟国家相信中国的发展是机遇而非威胁，才能实现从“经济依赖”到“全面战略互信”的跃升。 这种转变，需要中国在规则制定中展现更多包容性，在利益分配中体现更多共赢思维，最终让“平衡术”演变为“共生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