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仓墓地曝光，墓前状况令人意外，与吴石、朱枫墓截然不同。 他是四烈士里最早回来的那一个，却安在最安静的地方，陈宝仓，名字一提，很多人先停一下，再想起马场町那天的名单，1950年火化，偷渡回到这边，1953年进八宝山，脚步抢在前头，身影却在记忆里慢了下去。 那块墓，很素，白碑一块，正面刻着名字，背面整片留空，清明走的人流过去，脚步快，停下来的不多，花不常见，香也淡，冷不是因为功劳轻，早走，事少，动静小，声音就低下来。 马场町的刑场在1950年6月10日，四个人一批走完，吴石，朱枫，聂曦，陈宝仓，这些年都追认烈士，骨灰也都回了，路各走各的，各有多道坎，朱枫的儿子绕了六十年才找到骨灰盒，吴石家在九十年代把遗骨接回，葬在福田公墓，陈宝仓这边，处决没多久，骨灰到了香港，很快又从香港转回大陆，回来的最早，在公众记忆里却放得最久。 走得快，准备不及，死当天，他留了封绝笔信给段翔九，意思清楚，死刑已定，请火葬，请转告家人，信最后到了他妻子师文通手里，那会儿政治犯遗体没人敢认，师文通托了两个朋友，硬把遗体领出，送火化，火化以后手里只剩一盒灰，这灰不适合留在那边，得想办法回来，路在香港，得找人带走，她想起女儿同学殷晓霞，这姑娘正要去香港，再去上海考学，一盒骨灰就变成她随身的行李，放进包里带上船。 船靠香港，入港证办不下来，岸上不让上，行李在手，灰在包里，夜里风浪不小，她把自己的东西都扔了，只留骨灰盒绑在腰上，摸黑下海，游到岸边，有人接她上来，带她去见在香港的师文通，盒子一打开，灰是湿的，海水渗进去，一盒东西，从台北刑场到香港海湾，沿着钢丝走过来，稍一失手就沉下去，连个名字都留不住，那一年是1950年。 1953年，中央做了一场很省的公祭，主持的是李济深，当时的国家副主席，很多人以为会很大场面，其实不到二十个人在场，吴石案没解密，陈宝仓的身份不便多讲，祭文念完，骨灰盒送进八宝山，碑做得很简单，白色汉白玉，竖着，不高，正面刻着陈宝仓烈士之墓，落款写北京市人民政府1953年9月，背面空着，籍贯没有，生卒没有，职务没有，连为国捐躯四个字都没落，白碑立在树荫里，像一块普通石头，正是这份空白，后来救了它。 文革里，八宝山不少烈士墓被毁，瞿秋白的墓被人拿着镐头铲平，还有墓被起出骨殖，标签一贴，后人不愿留墓，陈宝仓的墓还在，没人动，想动的也看不出来要动谁，太普通，陈家早就做了决定，从简，不留生平，外头说低调，骨子里是自保，风一变，牌子翻面就成包袱，烈士证书上有主席签名，抄家时一样会被扔进纸篓，陈家人伸手把那张从纸篓里捞回来，那就是那个时候的做法。 拿吴石和朱枫的归来一比，才看出这个“早”的重量。 吴石在1994年回，朱枫在2010年回，找人，找档案，找存放记录，走了好几代人的脚力，朱枫的儿子朱明找了几十年，有一阵子停下，后来靠一个陌生人在台北殡仪馆名册里看到朱谌文，觉得像把朱谌之写错了，顺着线头确认，骨灰在那里放了六十年，相比之下，陈宝仓的线一路顺，顺到后来很少人再回头去翻他的故事，有人扫墓，走到八宝山里看见一块白碑，碑前无花无供，拍了张照片，回去查资料，才对上马场町四烈士这个名字，网上资料不多，他自己整理了些，说每年清明会去献花，陌生人在无花的墓前接过祭拜的事，这束花拿在手上，分量很实在。 保密局的审讯记录里给他的字眼不是顽抗到底，用的是狡狯和镇定，这两字，意思就是不好审，什么都不说，缝都不露，电刑受过，吊打挨过，嘴还是紧的，狱里不说，临前写了很干净的遗言，行刑那天衣服整齐，走路不乱，性子什么样，吴石用八个字形容，水面一平，心中似铁。 三座墓，三种收场，吴石在福田公墓，墓上有麒麟浮雕，石作精细，朱枫在宁波烈士陵园，方向对着海，台阶两百多级，儿子捧着骨灰盒一路喊着慢点我们到家了，陈宝仓在八宝山，白碑一块，背面空白，亲人来得不多，很像这个人，不是配不配，不是功绩大小，他选了最静的落幕。 2013年，北京西山建成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他和吴石、朱枫、聂曦四人并肩立像，站在群雕中间的位置，2025年6月10日，牺牲七十五周年纪念，三百人到场，花圈从台阶铺到广场四角，这一次没有刑场，没有绞架，只有人群站定，掌声在风里传过去。 那块墓碑背面的空白，不是忘写，是当年的打算，陈家不想刻生平，只想让这座墓一直安稳存在，现在回看，这份选择让墓保住，也让一个人的体面保住，刻字容易被贴牌，白碑更像他本人，不争，不吵，脚步稳，口风紧，走得静，走得干净，人不在，故事没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