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李鹏依偎在邓颖超的身旁，温暖又温馨，其乐融融，合影留念，永恒的回忆！ 1940年，李鹏十二岁，个子瘦瘦小小的，站在邓颖超身边，像只被风吹怕了的小猫，一边咬着嘴唇，一边看着镜头，手规规矩矩放背后。 那天延安风大，邓颖超披着深色外衣，一只手搭在李鹏背上，眼神不言不语，温和中带着一点捂热了的严厉。有人说那张照片像母子，其实哪里是母子，说亲也不亲，说养也未必是真养，可这情分，从枪口下护出来的，比亲生的还厚实点。 李鹏本不是“周恩来养子”，这话他自己在任总理第一次见记者时就讲明白了，几十年后又在回忆录里重申了一遍，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烈士后代和老同志之间的革命托付。 他说这话时候已经是老人了，讲得平静，但里面藏了层意思：不是不亲，而是不愿意让感情跑过分寸。 要说起这层关系，还得往前翻。 1939年，周恩来收到赵君陶的信——赵君陶是谁？李硕勋的遗孀，李鹏的亲娘。信里那意思不绕弯，说孩子十二岁了，李硕勋牺牲前就交代过，要把这娃好好带大，将来做革命接班人。 周恩来没多想，就点了刘久洲和邓颖超，说你们俩走一趟，去成都把孩子接回来。 这刘久洲，是个本事人。 小时候给地主放牛，牛没吃饱饭他就没饭吃，地主心狠手黑得很。 他十几岁那年，扔下牛跟着“扩红”队伍跑了，参了军，长征一路打过来，练出一手百米“甩枪”神技，百发百中，战友叫他“神枪小鬼”。 刘久洲跟着周恩来当警卫员，西安事变以后，周恩来去哪儿他跟到哪儿。 劳山那回，周恩来遇袭，他被打中腰部，昏了十几个小时都没死；武汉那年，飞机扔炸弹，刘久洲一把把周恩来扑倒，炸弹就在他们刚站的位置炸出个坑——这种人，你要说是“警卫员”，其实早成了“命根子”。 邓颖超、刘久洲一行从重庆去成都接李鹏，车是华侨捐的，刘久洲开的。 那条山路十八弯，白天开不完，夜里还得找地方歇一宿。 第二天到了沱江边，车还没上船，轮渡突然开走了。差点一车人栽进江里。刘久洲火了，助跑两步，一个飞身跳上船，拔枪顶着那开船的大副：“你凭啥不让我们上？”对方当场吓得腿发软，连连赔不是，说信号搞错了，立马调头回来让车上岸。 李鹏接回重庆，先住曾家岩。 那地方其实不太安全，国民党特务盯得紧，后头又转去吴玉章家。 吴玉章是谁？老资格，辛亥革命时候就在场，身份硬，周恩来放心。 至于李鹏的学校，那也是几方掂量出来的。定在草街育才学校，是陶行知办的。陶行知什么人？周恩来心里给他贴了个标签：“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学校里那社会组主任孙铭勋，早年就是周恩来安排的人，在新安小学教过书，熟得很。 周恩来后头去了趟延安，路上摔伤右臂，胳膊断得不轻，直飞苏联疗伤，回来已是一九四〇年。 他一回重庆，头一件事就是安排李鹏他们去延安——那里安稳，有学校，有秩序，比重庆这锅沸水强。李鹏到了延安，学得认真，也肯吃苦，没多久就入了党、参了军。 可他个头小，扛不住。那时候战士背枪、带手榴弹、扛粮袋，再加个被包，十几斤往上走。 邓颖超看他脸憋得青，悄悄把宋庆龄送的两斤丝棉给了他，让他的被包轻点。这种事儿，说出来轻，可在那年月，一两丝棉能换多少粮食？不拿当亲儿子，谁舍得？ 李鹏想上战场，周恩来不许。 那是战场，真刀真枪，子弹不认人。李硕勋已经走了，李鹏再要有个意外，怎么跟地下托孤的那封信交代？周恩来不说狠话，只让邓颖超去做母子俩的工作，劝李鹏去苏联学技术。 李鹏拗不过，1948年去了莫斯科，一待七年，1955年才回国。 几十年过去了，邓颖超在1992年病逝。 中南海西花厅灵堂那天，花圈堆满，李鹏夫妇送的花带上写着“痛悼敬爱的邓妈妈”，落款清清楚楚，“李鹏、朱琳敬挽”。第二天遗体送去八宝山，他一路跟车，最后告别那一鞠躬，低头的样子跟十二岁那年坐在她身边的神情，竟然没有差多少。 两年后，他回到淮安周恩来纪念馆。 馆里事先没说是谁来参观，只说是“与周总理关系密切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要准备几条供题词参考的话。有人一下想到了他，就写了句“学习周恩来精神，建好周恩来故乡”。 李鹏后来自己题了两幅：“学习周恩来精神，建设故乡淮阴”，落款落得明明白白：“李鹏，一九九四年五月十九日”。 参观时他格外细心，问这问那，连两边门口那几座亭子都没放过。 东边五座，成个曲折形，叫“五龙亭”；西边一座，叫“白虎亭”。当年设计者说，这样的布置，带点“宰相墓制”的规制意味，也象征着周总理一生的道路——曲折又深重。 李鹏听完，嘴角笑了一下，不多话。 说到底，他从没喊过“爸爸”，也没在任何地方承认过“周恩来养子”的说法。 他说他们的关系，是革命中的托付，是烈士的遗愿在老同志手里的延续。这不是抬高自己，也不是冷落谁，而是一种特别庄重的敬意。他心里装着他们，但不抢他们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