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国军上将陈仪被押去刑场，监刑的蒋鼎文给他送来酒菜，陈仪怒斥：“不必了，若念旧情，给个痛快，子弹往头上打！”谁知，这句话竟让背叛者汤恩伯遗臭万年。 陈仪出生在1883年的浙江绍兴，早年就去了日本士官学校念书，那时候他跟蒋介石是同学，一起学军事。毕业回国后，他投身军界，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他在浙江帮着推翻清廷，当上了都督府的军官。陈仪这个人办事稳当，很快就升了职，1920年代初他当上浙军第一师师长。那时候他注意到一个叫汤克勤的年轻人，这小子家境穷，但有股子劲头。陈仪觉得他有潜力，就安排他进武备学堂读书，还自己掏腰包帮他。汤克勤后来改名叫汤恩伯，就是为了报答陈仪的知遇之恩。陈仪不光是资助，还亲自教导汤恩伯军事知识，让他一步步往上爬。 汤恩伯1926年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直接进了陈仪的部队，当参谋。陈仪那时已经加入国民党，参加北伐战争，带着部队打了不少硬仗。汤恩伯跟着学，很快就显露出能力，1930年代他升得快，当上了军长。陈仪自己也一路高升，1934年当上福建省主席，管着地方政务，还推行了一些改革，比如整顿税收和教育。汤恩伯在那时候已经是国民党军里的重要人物，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指挥部队在华北打日军，参加过台儿庄战役，虽然战绩有争议，但名气上去了。陈仪和汤恩伯的关系一直很近，陈仪多次在蒋介石面前帮汤恩伯说话，汤恩伯也公开认陈仪为义父，两人像一家人一样来往。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仪1945年被派到台湾，当行政长官，负责接收日本的财产和重建工作。那时候台湾刚从日本手里拿回来，乱成一锅粥，陈仪带队处理了很多事，但也惹了不少怨言。汤恩伯继续在大陆带兵，1948年陈仪又回大陆，任浙江省主席，汤恩伯那时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负责守长江一线。两人合作紧密，汤恩伯还帮陈仪调兵调枪。国民党当时形势不好，长江防线摇摇欲坠，陈仪开始动摇，觉得国民党撑不住了。汤恩伯的部队也在前线吃紧，但陈仪相信他们的旧交情，觉得能拉他一把。 1949年初，国民党在大陆败局已定，陈仪作为浙江省主席，看到长江防线快守不住了，就写信给汤恩伯，劝他带着部队起义，转投对岸。信使带着密信出城，没走远就被宪兵抓了。汤恩伯拿到信后，没犹豫，直接上报给了蒋介石。蒋介石一看这事，马上免了陈仪的职，还下令软禁他。2月份，陈仪去上海找汤恩伯想当面谈，进了汤恩伯的官邸，警卫直接上手抓人，把他铐起来押走。陈仪被送到码头，上军舰直奔台湾。4月到台湾后，先关在基隆的牢房里，每天就简单饭菜，他也没闹腾，就那么待着。5月军事法庭开审，以通匪罪判他死刑，整个过程没拖泥带水。 6月18日早上，陈仪被押到台北刑场。监刑的是蒋鼎文，这人跟陈仪早年有过节，后来和好了。蒋鼎文让人端来酒菜，当断头饭，陈仪直接拒绝，说了那句有名的话。枪响后，这话很快就传开了，国民党军里的人议论起来，都说汤恩伯太不地道，出卖了恩师。汤恩伯因为这事，在内部名声臭了，虽然他举报避过了麻烦，但大家看他眼神都不对，从此被贴上背叛的标签。陈仪的死，让汤恩伯在军中抬不起头，成了他一辈子的污点。 陈仪死后，尸体运到台北六张犁公墓，棺木就搁在那儿，周围长满杂草，没人管。一直到1956年，才有人偷偷竖了块木板当墓碑，上面刻了点字。汤恩伯撤到台湾后，当了战略顾问，平时处理些文件，没啥实权。1954年他肝癌犯了，身体不行了，申请去日本治病。蒋介石只批了300美元的医药费，汤恩伯坐船去了东京，住进庆应义塾大学医院。医生检查发现癌细胞扩散得厉害，手术也没救回来，他就那么走了。骨灰用青天白日旗盖着，运回台北安葬，送葬的人不多，稀稀拉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