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怕侍候黑人了”，二战结束后，日本为了讨好美军，强迫国内平民女性，给美军当慰安妇，一名慰安妇一天最多要接待50多名美兵，她们直言生不如死。 “我最怕侍候黑人了。” 这是一个日本女性在多年后回忆起自己在1945年的那段经历时，说出的第一句话。 这句话不是种族主义的宣泄，而是一个身心俱疲、几近崩溃的女性，在回忆那段“被国家出卖的日子”时的本能反应——她怕的不是肤色，是那段地狱般的生活。 1945年8月的日本，饥饿、疾病、无家可归成为日常，和战争一起倒下的，还有整个国家的尊严。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军进驻日本，作为战胜国，美军不仅掌握了军事控制权，也很快介入了日本的社会结构。 他们的存在，不只是象征着战败，更带来了新的秩序——而这个新秩序的建立，竟然要靠“性”来作为缓冲。 “国家需要你们站出来。” 1945年8月底，日本政府极其迅速地组建了一个名为“特殊慰安设施协会”（RAA）的机构。 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某种文娱组织，但它背后却是一条通往女性地狱的大门。 RAA的设立，打着“保护良家妇女”的旗号，政府公开说法为防止美军强暴民间女性，为维护社会秩序，为盟军士兵提供娱乐与发泄渠道。 听起来是“以小保大”策略，事实却是对女性身体系统性掠夺。 RAA的招募启事上，写“事务员”“食堂服务员”“接待员”，强调包吃住、待遇优厚。 真到现场，许多女性才发现，所谓的“事务”，就是接待盟军士兵，进行非自愿性服务。 她们无法拒绝，因为被“现实”逼着。 很多人是寡妇，有的丧夫丧子，有的全家死于空袭，流落街头，她们没有饭吃，没有住处，更没有明天。 有地方住、有口饭吃，哪怕是“卖身”，在那个时代，也是一种生存方式，而RAA，正是利用了这种极端贫困，进行“合法性掠夺”。 “我一天最多接待了53人。”这是幸存者麻田绢子的证言。 她不是在夸张，而是在陈述一种超越生理极限的现实，她说，自己的大腿内侧经常磨破，感染发炎。 可就算是这样，也没有休息的机会，因为“如果不工作，就会被赶出去”，而外面，是比慰安所更可怕的死亡。 慰安所内设有“看守”，女性们不能随意外出，连洗澡都排队限时，她们的身体被当作工具，一天接待几十人，有时甚至要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 有些士兵粗暴得像是在打仗，有女性因为出血过多当场晕倒，还有的感染梅毒、淋病，却仍然被强迫工作。 “我怕黑人。”麻田说这话时，眼神是空的。 她说，并不是黑人更暴力，而是因为她的第一任“客户”就是一个黑人士兵，而那一晚，对她来说，不是第一次“工作”，而是人生的终结。 RAA表面上说要保障女性健康，但事实上，女性每周只有一次简短的体检，很多人带病上岗。 她们拿到的钱少得可怜，因为慰安所由私人经营者承包，政府抽成，经营者拿大头，女性只能拿到不到10%的收入。 这一切不是战争的“余波”，而是战后日本政府刻意设计的系统性性剥削。 RAA的存在，是有明确文件记录的，根据战后解密的日本内务省文件，从1945年8月到1946年3月，RAA在全国设立了数十处慰安所，服务对象明确标注为“进驻盟军官兵”。 服务项目、管理制度、收益分配，全部由政府制定，甚至有专门的“训练课程”，教女性如何“礼貌接待”。 美军对此并非不知情，事实上，在最初的几个月，美军对RAA是默许甚至默然支持的。 他们需要日本的稳定，也需要性发泄的渠道，直到1946年春，因性病感染率过高——尤其是梅毒和淋病在美军士兵中迅速扩散——美军才下令关闭RAA体系。 这并不代表女性的噩梦结束了。 RAA解散后，这些女性被“释放”回社会，可她们去哪里？回家？很多人早已家破人亡。 重新就业？没有受教育背景，没有技能，带着病痛和心理创伤，哪来的工作机会？ 更糟糕的是，社会并不欢迎她们。 她们被视为“下贱”“污秽”“不洁”，有些人被亲戚赶出家门，有的因为感染性病被医院拒收，还有的，在几十年后依然不敢公开自己的过往身份。 她们成了日本社会“选择遗忘的一群人”。 直到1990年代，这段历史才重新被提起，在“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等民间组织推动下，部分幸存者开始站出来发声。 日本政府在舆论压力下设立了“亚洲女性和平国民基金”，试图进行“人道慰问金”补偿，但这笔钱来自民间捐款，而不是国家财政。 更让人愤怒的是，领取这笔补助金的前提之一，就是“放弃对日本政府的起诉”。 这不是补偿，这是二次羞辱。 今天的日本，对于这段历史依旧讳莫如深，教科书中几乎找不到“RAA”三个字，政府从未正式承认过这是一种国家主导的性奴制度。 而那些曾在RAA中“工作”的女性，多数已经离世，她们没有等到一句道歉，更没有等到任何法律层面的赔偿。 她们带着耻辱和痛苦走完了余生。 信源：“她们被献给美国大兵”2023-05-18 11:45·国际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