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为何宁愿给美国服软也不投奔中国呢？就这么说吧，伊朗打心眼里就看不上中国人，宁愿给美国当小弟都不考虑中国。其实从本质上来说，伊朗人傲气的不行，总觉得除了美国人以外，就是伊朗人最牛，低头这件事，轮不到亚洲人当自己大哥。 中伊两国交往源远流长，可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丝绸之路的开通。那时，安息王朝的使者甘英抵达中国边疆，打通了通往罗马的商道。此后，唐代杜环的《经行记》记录了伊朗的风土人情，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详述忽鲁谟斯港的繁华。这些交流不限于贸易，还涉及文化和军事，唐朝曾庇护萨珊王朝的波斯王子，授予高官头衔。明清时期，瓷器和茶叶源源不断东来，伊朗的蓝白瓷工艺也从中汲取灵感。这种互鉴奠定了两国关系的基石，避免了意识形态冲突，也未生领土纠纷。到20世纪，1937年国民政府与巴列维王朝建交，标志现代外交的开端。 1971年正式建交后，伊朗成为中国在中东的重要伙伴，尤其在能源领域，中国依赖其石油进口，而伊朗视中国为可靠买家。这种历史积淀，本该让合作顺风顺水，但现实中却夹杂着微妙张力。伊朗作为波斯帝国的继承者，总在骨子里保留大国心态，这让它在面对东方伙伴时，难以完全放下身段。 进入新时代，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伊朗迅速响应，成为丝路沿线关键节点。2016年，中伊确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涵盖能源、金融、基础设施等多领域。2021年签署的25年全面合作协议，更是将贸易额目标定为4000亿美元，中国承诺投资数百亿美元，用于油田开发和高铁建设。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位置战略性极强，控制全球20%的石油运输，这让中国视其为能源安全的“咽喉”。反之，伊朗经济深受美国制裁打击，石油出口锐减至日均50万桶，中国买下90%的份额，成为其经济救命稻草。2023年，中伊贸易额突破300亿美元，中国企业参与的德黑兰地铁扩建和恰巴哈尔港升级项目，直接缓解了伊朗的失业压力。这些合作看似互利，但伊朗内部总有声音质疑“让亚洲人赚走太多”。这种心态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源于伊朗对自身文明的过度自信。作为中东制造业第二大国，伊朗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23位，天然气储量全球第二，它习惯于在中东发号施令，却不甘在东方舞台上居于从属。 伊朗的傲气，在合作细节中暴露无遗。以光伏项目为例，中国技术援助本可快速解决伊朗的能源短缺，但伊朗坚持用本地钢材，价格参照欧洲标准，结果强度不足导致工期拖延半年。类似地，在5G网络部署上，伊朗电信部要求控股51%，并索要核心代码，华为方案被拒后，转而求助欧洲，却遭冷遇。这种反复，不仅推高了成本，还暴露了伊朗的心理底线：作为古波斯后裔，它不愿在技术转让上“低人一等”。历史学家指出，这种自负源于萨珊时代的世界观，那时波斯视东方为“蛮夷”，即便丝路贸易兴盛，也多以施恩者自居。近代以来，伊朗虽遭英法列强瓜分，但其什叶派文化和神权体制，强化了“例外主义”，让民众相信本国优于亚洲邻邦。2020年疫情期间，中国援助口罩和医疗设备，本是雪中送炭，伊朗官方虽感激，但民间舆论却流传“中国产品低端”的说法。这种文化隔阂，导致民心相通滞后，中国游客在伊朗不足欧洲的十分之一，伊朗留学生赴华比例也远低于欧美。 转而审视美伊关系，伊朗的“服软”姿态更显讽刺。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美伊断交，美国冻结伊朗资产并推动联合国制裁。1980年代两伊战争中，美国暗中支持伊拉克，提供化学武器情报，导致伊朗伤亡数十万。2015年伊核协议签署，本是转机，美国却在2018年单方面退出，重启“极限施压”，石油禁运让伊朗通胀率飙升至40%。2025年，伊朗经济濒临崩溃，黑市汇率1美元兑3万里亚尔，普通工人月薪不足200美元。即便如此，伊朗高层仍多次释放和解信号。 2025年5月，特朗普在卡塔尔会晤伊朗顾问，双方接近新核协议，伊朗愿放弃武器级浓缩铀，换取部分制裁松绑。这不是战略转向，而是现实无奈。美国在中东的霸权，让以色列和沙特围堵伊朗，而中国虽提供援助，却无法破解制裁壁垒。伊朗视美国为“老对手”，至少在谈判桌上平等；对中国，则是“新伙伴”，需顾及面子。2024年，伊朗议会辩论中，保守派反对深化中伊光伏合作，担心“亚洲人主导市场”，最终勉强通过，却附加本土化条款。 展望未来，中伊关系仍有潜力，但需克服互信障碍。中国可加大人文交流，推动伊朗青年赴华深造，学习“一带一路”的共赢模式。伊朗则应反思其自负，承认中国从贫困到第二大经济体的转型，视之为榜样而非威胁。2025年10月，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到期，美伊谈判进入关键期，若伊朗再度服软，或许会加速对华疏离。但长远看，伊朗的能源地位无可替代，中国也不会放弃这个丝路枢纽。关键在于，伊朗能否放下波斯包袱，拥抱平等合作，否则，其外交将陷于被动，经济复苏遥遥无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