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出生的艾跃进曾说过：“让工人下岗，还要人家从头再来，你们为什么不从头再

1958年出生的艾跃进曾说过：“让工人下岗，还要人家从头再来，你们为什么不从头再来呢？”说得好！为什么让三千万国企工人从头再来？为什么你们自己不从头再来？ 艾跃进这话算是说到了心坎里，所谓的“从头再来”从来都是给工人量身定做的，那些喊着改革口号的人，压根没想过把自己的位置也“改革”一下。 来看看实打实的数据就明白了，1998到2001年这几年间，全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累计就有2550万人，要是算上整个九十年代的总量，说三千万一点不夸张，这些人里35岁以上的占了六成，初中及以下文化的接近一半，一辈子就靠一门手艺在车间里吃饭，突然被推到社会上，手里的锤子钳子都成了没用的摆设。 景德镇的例子最能说明问题，1995年当地42家国营瓷厂全线停产，六万职工一夜之间没了饭碗，仅剩800多人负责善后。当时的红旗瓷厂账上没钱还欠着贷款，3600多名职工要吃饭，最后只能让400多名中层干部里只留60多人，其他人跟着下岗。 可那些制定减员方案的厂领导呢？就像后来执掌陶文旅集团的刘子力，当时从厂长助理升为厂长，一路在体制内稳步晋升，根本不用体验拿着下岗证在劳务市场蹲守的滋味。 这些工人里有不少是从十几岁干到四十多岁的老把式，只会做陶瓷活儿，下岗后只能挤到菜市场卖菜，或者在街边修自行车，一家几口月收入加起来才874.3元，连原来的工资零头都不够，而厂里的办公楼重新刷层漆，领导们照样在里面开会讨论“改革阵痛”。 更讽刺的是“减员增效”这个口号，喊得震天响，减的全是一线工人，该改的管理沉疴半点没动。那时候的国企大多层级臃肿，一个车间能有五六层管理人员，可改革从来都是“柿子挑软的捏”。 就拿后来湖南天雁的改革反过来看，他们后来能把管理层级从4级压缩到2级，职能部门从16个减到13个，说明九十年代的改革压根没碰这些核心问题。 当时的国企里，工人要靠计件工资吃饭，干得多拿得多，而管理人员旱涝保收，就算企业亏损，工资奖金也少不了，可改革偏偏盯着工人的“铁饭碗”下手，把冗员的帽子全扣在工人头上。 有老工人回忆，当时厂里明明有很多闲置的办公室，养着一群天天看报纸的闲人，最后下岗名单里全是车间里汗流浃背的人，那些“闲人”顶多换个科室继续坐办公室。 工人的“从头再来”是真刀真枪的生存之战，规则制定者的“改革”不过是换个舒服的位置。那些年央企和地方国企的领导调整从来没断过，但大多是退休补缺或者交叉调任，就像后来某年42家央企调整176位领导，也都是在体制内流转，没人会被推向社会从头再来。 有个北方的老国企，当年一次性裁掉2000多工人，厂长转任上级单位的副处长，副厂长去了另一家国企当老总，连办公室的桌椅都跟着搬到了新单位，而被裁的工人只能去学怎么开出租车，有人因为年龄大考不了驾照，只能在小区里当保安，一个月挣的钱还不够给孩子交学费。 这些工人里有不少是劳动模范，墙上还挂着和领导的合影，可改革一来，合影里的人成了裁掉他们的决策者，自己却成了“需要优化的冗余人员”。 还有那些所谓的“再就业扶持”，听起来好听，实际不过是让工人从一个火坑跳到另一个水坑。当时的再就业服务中心给的基本生活费刚够饿不死，培训的内容不是炒菜就是修家电，根本跟不上市场需求，很多人学完还是找不到工作。 而管理层的“培训”从来都是去外地考察，住星级酒店，美其名曰“学习先进经验”，回来之后照样按老办法管理，唯一的变化可能是办公室换了新电脑。 有数据说2003到2005年有1160万下岗工人再就业，但这些人里大多在餐饮、社区服务这些行业里打转，收入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社保还要自己掏钱交，而那些国企领导的社保从来都是单位全额缴纳，退休后拿的养老金比工人的工资还高。 说到底，这场不对等的游戏里，工人拿的是断了柄的锤子，规则制定者握的是改规则的笔。把最苦的担子压给最能扛的人，把最稳的位置留给制定规则的人，工人的“从头再来”是逼出来的求生，而他们的“坚守岗位”不过是换个地方继续享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