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何叔衡的妻子连生3女，族人纷纷劝道：“快纳个妾吧，大才子总不能无后。”他抱着小女儿怒吼：“谁说我会断后！” 祠堂里那盏油灯，灯芯烧得劈啪响。那年是1907年，宁乡乡亲们坐在长凳上，东一句西一句，说的都是一件事——何家这位秀才，第三个孩子还是女儿。有人笑着摇头，有人叹气，有人干脆挑明：“快纳个妾吧，大才子不能断了后。” 他没接话，把怀里还在襁褓里的小女儿抱得更紧。孩子眼睛都没睁开，呼吸轻得像要飘散。他看了一圈人，脸色铁青，嗓子一抬：“谁说我会断后？有女就是有后！”屋子里静下来，连屋外的风声都听得清楚。 孩子取名“实嗣”。嗣是继承的意思。大女儿叫“实懿”，寓意美好；二女儿“实山”，盼着像山一样挺立。名字一写出来，族人更笑，说穷秀才死要面子。可他认认真真落笔，不管别人怎么看。 那几年，他当过县衙的账房，见惯了贪污中饱，扔下饭碗走人。回乡教书，兼着种田。别人觉得他傻，换不来银子，倒把自己拖进困境。他妻子袁少娥比他大三岁，裹着小脚，不识字。乡里人说不配，可她能忍、能撑。丈夫蹙眉，她心里就清楚是饿还是累。她没读过书，却懂得照顾这个家。 两个儿子先后夭折，打击大得很。袁少娥偷偷抹泪，觉得自己没用。接连生了三个女儿，她低着头，连和人说话都心虚。可他不认这个理，反倒办了“三朝宴”，把亲朋都请来，宣布女儿的名字。乡亲们瞪大眼睛，第一次见人给丫头办这样的场面。 他的规矩很硬。女儿不许裹脚，要识字。街上小女孩哭喊着被裹脚，他拉着自己孩子的手说：“我家的不学这些。”女儿们光脚跑在院子里，旁人说他败家，他不理。 三十七岁，他去长沙读湖南一师。教室里大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毛泽东、蔡和森都在。他比他们大一轮，戴副眼镜，胡子拉碴，看着像个老教员。可一开口，常常说到哽咽。年轻人起初奇怪，渐渐佩服。他们喊他“何胡子”，有人说他是一条牛，感情厚得像山。 新民学会成立，他和这些青年在一起写文章、开会。1921年夏天，他坐在上海石库门的小楼里，十三个人围桌，他是年纪最大的代表。别人穿西装马褂，他一身旧长衫，看起来格格不入，可票也投下去了。 在上海，他被警局抓过。审讯官瞥一眼，说这是书生，不像共产党。问他懂不懂共产党，他背起《论语》。审讯官嫌他烦，叫人把他轰出去。几个钟头后才知道，那人就是悬赏数千大洋的何叔衡。追兵出动时，人早没影了。 到苏区，他做了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和最高法庭主席。身边常带三样东西：布袋子、手电、记事簿。布袋子里分门别类，干部情况、调查材料放得整整齐齐。眼睛不好，走夜路靠手电。记事簿上写满密密麻麻的字，他说自己年纪大了，不记就忘。他就是这样，把制度的雏形，一点点记下来。 他是父亲，也还是父亲。女儿们跟着他走出去，慢慢成了地下党员。1931年，二女儿和三女儿在上海被捕。同志们要去救，他压下：“等一等。”他要确定，她们在审讯里守住秘密没。这个选择，旁人难以理解。后来姐妹俩被放出来，他把真相告诉她们，还问怪不怪爹。女儿们没怪，只是静静摇头。她们知道，父亲的心里还有战友。 1934年，红军长征。他没走，被留在苏区。分别时，把毛衣脱下送给林伯渠，把干菜塞给徐特立，把小钢刀递给谢觉哉。自己空着身子，没留下什么。那次送别，是诀别。 1935年二月，长汀突围，他牺牲，年仅五十九岁。噩耗迟迟传到延安，两个女儿抱着谢觉哉哭，谢觉哉老泪纵横。 袁少娥守在乡里，白了头，熬过无数孤独。临终前，她只说一个心愿：死后要和丈夫合葬。孩子们答应了。大女儿早逝，乡亲们还记得她温婉。二女儿后来在四川任职，三女儿在北京文史馆工作。她们把父亲的志气，带进了新社会。 毛泽东晚年提到他，常常感慨。有人拿鲁迅的话形容他：“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这话贴切。 宁乡老祠堂，墙壁斑驳。风吹过，像还能听见那一声吼：“有女就是有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