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底，周总理访问埃及，在总统举行的招待会上，一位当地情报高官趁周总理面前无人时，上来与周总理握手并低声说：你们驻苏丹大使馆内装有窃听器！说完，此人就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1963年，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副总理陈毅开始了对亚非14国的访问之旅，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出访活动。 这次访问是中国领导人首次踏上非洲大陆，对于推进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为了确保访问的顺利进行，周恩来和陈毅分别使用＂赵、钱＂作为代号，并特意租用了一架荷兰航空公司的飞机。 访问的第一站是埃及。作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埃及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基础。两国都是世界文明古国，在经贸往来上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在此之前，中国政府支持埃及处理苏伊士运河危机，并在棉花贸易等方面给予了实质性帮助。这些行动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埃及政府和人民热情欢迎周恩来一行的到访。总统塞纳尔为周恩来颁发了＂共和国勋章＂，并举行了隆重的招待会。招待会上，中埃两国领导人谈笑风生，气氛融洽。 就在这场热闹的招待会上，一个出人意料的插曲悄然发生。一位埃及情报部门的高级官员趁着周围无人时，走到周恩来面前。 这位高官与周恩来握手致意后，用极低的声音说了一句令人震惊的话：＂你们驻苏丹大使馆内装有窃听器！＂说完这句话，他很快消失在人群中。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埃及和苏丹是近邻，两国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苏丹的许多政府部门都聘请埃及顾问。这位埃及高官很可能掌握了确切的情报。 招待会结束后，周恩来立即开始着手应对这一情况。他深知，如果大使馆内确实存在窃听器，这将是一个严重的外交安全隐患，必须尽快采取行动。 获悉中国驻苏丹大使馆可能存在窃听器后，周恩来迅速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首要任务是调整原定在大使馆内进行的活动安排，将其改至室外的草坪进行。
同时，中国外交部紧急从国内抽调专业技术人员赶赴苏丹。这些技术人员携带着当时最先进的检测设备，准备对大使馆进行彻底检查。 为了进一步确认窃听器的存在，使馆工作人员开始在大使馆外围进行挖掘。他们挖掘了一条深1.5米，宽1米的环形沟渠，这个工作持续了十多天。 挖掘工作很快有了重要发现。在地下，工作人员发现了多根细微的电线，这些电线都指向大使馆外部。这一发现初步证实了埃及高官提供信息的真实性。 当国内技术专家抵达后，一场更加细致的排查工作开始了。专家们使用专业设备对大使馆内的每个角落进行检查，包括墙面、地板、家具，甚至使馆的公务用车。 检查结果令人震惊。在大使馆办公楼的墙壁上，专家们发现了多个极其隐蔽的针孔大小的窃听装置。这种被称为＂瓶盖式针孔窃听器＂的装置，其体积虽小但功能强大。 为了测试这些窃听器的性能，技术人员进行了实地测试。测试显示，即便是在大使馆外正常音量的谈话，通过这些窃听器都能清晰地传递到监听设备中。 这次专业的技术排查不仅揭示了大使馆安全存在的重大隐患，也暴露出一个精心策划的情报窃取网络。
深入调查显示，窃听器的安装可以追溯到1959年中国与苏丹建交时期。当时，中国外交部派出先遣人员到喀土穆为大使馆选址，他们选择了一座正在建设的二层小楼。 这个选址决定存在重大疏忽。先遣人员没有对建筑周边环境和相关方的政治背景进行充分调查，这给了敌对势力可乘之机。 这起窃听事件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它揭示了一个长期困扰中苏贸易的谜题：为什么在长绒棉贸易谈判中，苏丹方面总能准确预知中方的底价。 长绒棉是当时中国重要的工业原材料，而苏丹是主要的供应国之一。每年的贸易谈判中，苏丹代表展现出不寻常的洞察力，常常能准确说出中方前一天才确定的价格。 这一事件暴露出新中国早期外交工作中的诸多不足。在驻外机构选址、人员审查等方面，都需要提高警惕性和专业性。 同时，这次事件也体现了国际友谊的重要性。那位埃及情报高官冒着风险提供的信息，帮助中国避免了更大的损失。这印证了＂得道多助＂的古训。 这场反窃听行动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在国际情报对抗中的一次重要胜利。它不仅消除了一个重大安全隐患，也为中国的外交安全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这次窃听器事件的揭露，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深刻的教训：在国际交往中，既要以诚相待，也要严密防范。这个认识对中国后续的外交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