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红军到了陕北，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就不死追了？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时，兵力不足万人，疲惫不堪，而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已在周边布下包围圈。 奇怪的是，占据绝对优势的国军并未发动致命一击，反而陷入“围而不歼”的僵局。这背后的原因，藏在军事部署的缝隙里，更藏在那个年代各方势力的盘算中。 东北军的态度是解开这个谜团的关键。奉命冲在最前面的七个师，全是张学良的东北军。 这支军队自九一八事变后被迫离开家乡，官兵心里最惦记的是打回东北，对蒋介石“先剿共再抗日”的命令早就憋着一股火。 1935年秋冬，劳山战役里，一一〇师被红军全歼，师长何立中当场阵亡；榆林桥战斗中，一〇七师的主力团打光了，团长高福源成了俘虏；直罗镇战役更惨，一〇九师师长牛元峰战死，一〇六师也被打残。 不到三个月，三个主力师没了，东北军将士看着身边倒下的同乡，谁还愿意为“剿共”拼命？ 红军的“攻心战”让东北军的斗志彻底松动。高福源被俘后，红军没把他当敌人，反而请他吃陕北小米饭，跟他聊东北的老家，讲抗日的道理。 这位打过多年内战的团长幡然醒悟，主动要求回东北军劝张学良。他见到张学良后，一句“再打下去，东北军就成了没根的野草”，戳中了这位少帅的痛处。 后来东北军前线部队甚至跟红军约定“枪口朝天”，遇到红军运输队，还偷偷塞些子弹和药品，这种“敌友难分”的状态，让围剿成了纸上谈兵。 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疙瘩，更是让“围而不歼”成了必然。蒋介石的中央军向来把地方军阀当“外人”，东北军就是他眼里的“杂牌”。 把东北军派去陕北，明着是剿共，暗里是想借红军之手削弱这支部队。张学良心里跟明镜似的，他私下对部下说：“咱们在前线流血，蒋委员长在南京坐收渔利，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不光是东北军，其他地方部队也各有各的小九九。山西的阎锡山怕中央军借剿共进山西，宁夏的马鸿逵只盯着自家地盘，谁都不愿真刀真枪跟红军拼，围剿大军看似浩浩荡荡，实则一盘散沙。 经济上的捉襟见肘，也捆住了国军的手脚。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刚推行法币改革，想靠统一货币稳住经济，可改革初期市场乱成一团，白银大量外流，工商企业倒了一大批，政府税收少得可怜。 前线部队的军饷都发不及时，士兵们连吃饱饭都成问题，哪还有心思打仗？ 有资料记载，当时东北军一个连的士兵，有一半人脚上还穿着单鞋，寒冬腊月里冻得直哆嗦，这样的军队，怎么可能有战斗力？ 蒋介石在日记里抱怨“军费日绌，剿共难继”，这话虽有推脱之嫌，却也道出了几分实情。 华北的局势越来越紧张，也让国军不敢把事做绝。1935年，日本步步紧逼，华北都快成了“第二个东北”。 全国百姓喊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上海、北平的学生上街游行，连国民党内部都有不少人劝蒋介石“先保国家再说剿共”。 红军看准了这个时机，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开会，明确提出“联合一切力量抗日”，还主动把瓦窑堡让给东北军，给张学良一个“剿共有功”的台阶下。 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既显了诚意，又让国军再打下去师出无名。 陕北的黄土高坡，也成了红军的天然屏障。这里沟深坡陡，红军钻山沟、绕土塬，熟悉得像自家院子，国军的汽车、大炮开不进来，只能靠两条腿追，往往是红军都转移了，国军还在山坳里打转。 当地百姓更向着红军，送情报、藏伤员，国军一进山就成了“睁眼瞎”。有个东北军老兵后来回忆：“我们在塬上转了三天，连红军的影子都没见着，干粮倒吃没了，最后还是老乡指了条路才走出来。” 国际上的风也在变。苏联一直盯着中国的局势，1935年开始悄悄给红军递消息，说可以从新疆送些武器过来。 英美两国因为跟日本在华利益冲突，也劝蒋介石别把精力全放在内战上。这些外部因素，让蒋介石不得不掂量掂量，要是把红军逼急了，万一跟苏联走得更近，对他可不是好事。 就这样，几十万国军围着陕北，看似铁桶一般，实则各有各的顾虑。东北军不想打，地方军阀不愿打，经济撑不住打，舆论不允许打，地形不利于打，国际形势又不适合打。 种种因素搅在一起，让“围而不歼”成了那个冬天里，谁都没说破却心照不宣的选择。 当高福源再次穿过战线，把张学良的密信交给红军时，陕北的雪正下得紧。谁也没想到，这场看似僵持的局面，会在一年后以西安事变为爆发点，彻底改写中国的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