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从没有一场战争,能像1978年的柬越战争这般矛盾。
20万越南大军踏境而来,被国际社会齐声斥为“侵略”,却被柬埔寨半数民众夹道欢迎,甚至该国至今仍将越军攻占金边的1月7日,定为举国欢庆的“解放日”。
1978年12月25日,正值西方圣诞节,越南却选择在这一天吹响了进攻的号角,20万装备精良的越军兵分多路,从越柬边境全线进军柬埔寨。
彼时的柬埔寨,正处在红色高棉政权的极端统治之下,整个国家早已千疮百孔、人心涣散,面对越军的凌厉攻势,几乎没有形成有效的抵抗。
仅仅19天,也就是1979年1月7日,越军便顺利攻占柬埔寨首都金边,飘扬在王宫顶端的红色高棉旗帜轰然落下,这个执政仅三年多的极端政权,在越军的铁蹄下迅速崩塌。

消息传出,国际社会一片哗然,联合国大会迅速通过决议,谴责越南的跨境军事行动,将其明确界定为“侵略行为”,多数国家纷纷与越南划清界限,对其实施外交孤立和经济制裁。
但在柬埔寨境内,却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金边街头,不少民众自发走出家门,手持鲜花迎接越军的到来,有人甚至主动为越军指引道路,诉说着红色高棉统治下的苦难,将这些外来的士兵,当作拯救自己于水火的“救世主”。
如今四十余年过去,柬埔寨依然将1月7日定为“解放日”,每年这一天都会举行纪念活动,缅怀那段终结屠杀的岁月,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藏着一段被鲜血与绝望浸透的历史,也藏着越南出兵的复杂动因。
在越南官方的叙事里,这场战争从来不是侵略,而是“自卫反击”与“人道主义解放”的结合,是多重压力下的无奈选择,而这一切的源头,要从红色高棉执政后的极端政策说起。
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部队攻占金边,推翻了朗诺政权,正式掌控柬埔寨全国,彼时的柬埔寨民众,还以为苦难即将结束,却不知一场更大的浩劫,正在悄然降临。
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深受极左思想影响,妄图在柬埔寨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货币、没有城市”的纯粹共产主义社会,为此,他推行了一系列反人类的极端政策,将整个国家拖入了恐怖的深渊。
上台伊始,红色高棉便颁布政令,强制将金边及所有城市的居民,全部驱往农村的集体农庄,声称要“消灭城市资产阶级”,这场突如其来的大迁徙,成为了无数柬埔寨人的噩梦。
当时的金边拥有200万人口,在红色高棉士兵的武力胁迫下,人们被剥夺了所有财产,甚至没有时间收拾一件衣物,就被驱赶着踏上前往农村的道路,稍有反抗,便会被当场处决,枪声在城市的每一条街巷响起。
许多家庭因为等待外出未归的亲人,被集体杀害;正在医院抢救病人的医生、护士,只因延误了撤离时间,便倒在了枪口之下;无数婴儿被丢弃在路边、稻田里,哭声渐渐微弱,最终无声无息地死去。
赤日炎炎之下,迁徙的人群没有食物和水源,疲惫不堪的人们倒在路边,一旦倒下,就再也无法起身,后续的卡车会直接从他们的身体上碾过,将道路清理干净,短短几天时间,金边就从一座繁华的都城,变成了一座死寂的空城。

抵达农村后,民众被强制要求从事高强度的农业劳动,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却只能得到少得可怜的口粮,许多人因为饥饿、劳累和疾病,在集体农庄里默默死去。
红色高棉还彻底废除了货币和市场,禁止一切商品交易,人们的生活所需全靠集体分配,稍有不慎,就会被贴上“资产阶级走狗”的标签,遭到无情迫害。
更令人发指的是,红色高棉推行极端的民族主义和肃反政策,对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前政府官员,甚至是戴眼镜、会说外语的人,展开了大规模的清洗和屠杀,这场屠杀波及整个柬埔寨,不分男女老幼,不分阶层职业。
在红色高棉执政的三年零八个月里,柬埔寨境内的杀戮从未停止,据史料记载,近200万柬埔寨人非正常死亡,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这个数字背后,是无数家庭的破碎,是整个国家的创伤。
而在这场屠杀中,柬埔寨境内的越南裔民众,成为了重点迫害对象,红色高棉将越南裔视为“外来入侵者”,推行“排越”政策,对其展开了针对性的屠杀,其中最令人震惊的,便是1978年的“百春大屠杀”。
百春是柬埔寨的一个边境村庄,这里居住着大量越南裔平民,1978年4月,红色高棉部队包围了整个村庄,将所有村民集中起来,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残忍杀害,最终,3157名越南平民倒在了血泊之中,无一生还。
这场屠杀的消息传到越南后,举国哗然,成为了越柬两国关系彻底破裂的导火索,也成为了越南出兵柬埔寨的重要借口。
除了境内越南裔的惨遭屠杀,柬埔寨方面还不断在越柬边境挑起武装冲突,给越南西南边境的民众带来了深重灾难。
红色高棉执政后,不断宣称对越南的富国岛、朱笃等边境地区拥有主权,多次派遣武装力量跨境袭击越南边境村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许多越南边境民众被迫逃离家园,流离失所。
更严重的是,1978年,红色高棉甚至出动正规部队,占领了越南的富国岛,虽然最终被越南军队击退,但这场冲突,彻底点燃了越南的怒火,也让越南西南边境的主权和民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边境的持续动荡,让越南政府陷入了巨大的安全焦虑,而此时冷战格局下的地缘博弈,更是成为了推动越南出兵的重要推手,让这场边境冲突,最终升级为一场全面战争。
20世纪70年代,世界处于冷战高峰期,中苏关系彻底破裂,昔日的盟友反目成仇,东南亚地区的格局也随之发生变化,从原来的两极格局,逐渐演变为美、苏、中三国的三角博弈,各国都在夹缝中寻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越南在经历了长期的抗法、抗美战争后,终于实现了国家统一,但统一后的越南,面临着严峻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困境,在三角博弈中,越南最终选择了与苏联结盟,寻求苏联的支持和保护。
1978年11月,越南与苏联签署了《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这份条约明确规定,两国将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展开全面合作,苏联将向越南提供大量的军事装备和经济援助,而越南则允许苏联使用其金兰湾军事基地,支持苏联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主张。

获得苏联的支持后,越南的野心逐渐膨胀,而红色高棉政权与中国的密切联系,更是让越南感到了巨大的威胁,陷入了“北有中国、西南有亲华柬方”的战略包围焦虑之中。
在越南看来,红色高棉政权是中国在印支半岛的“代理人”,其存在不仅威胁到越南的边境安全,更阻碍了苏联阵营在东南亚的扩张,也阻碍了越南长期以来追求的“印支联邦”构想。
所谓“印支联邦”,是越南长期以来的战略目标,早在19世纪越南阮朝时期,就曾推行“南进”政策,蚕食柬埔寨领土,甚至强征柬埔寨民众开凿运河,为吞并柬埔寨做准备,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越南更是希望通过控制柬埔寨、老挝,建立一个由自己主导的印支联邦,确立自己在东南亚的霸权地位。
因此,在越南当局看来,出兵柬埔寨,既是为了报复红色高棉的屠杀和边境挑衅,消除边境安全隐患,也是为了借助苏联的力量,推行自己的地缘战略,清除苏联阵营在印支半岛的阻碍,实现“印支联邦”的构想,可谓是“一举多得”。
而越南之所以能够顺利攻占柬埔寨,并且获得部分柬埔寨民众的支持,核心原因,还是在于红色高棉的极端统治,让柬埔寨民众陷入了绝望的生存危机,而越军的到来,在他们眼中,成为了唯一的希望。
在红色高棉的统治下,柬埔寨民众的生命得不到任何保障,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饥饿、屠杀、迫害,成为了他们生活的常态,许多人亲眼目睹自己的亲人被杀害,却无能为力,只能在绝望中等待死亡。
周恩来总理曾在病中告诫红色高棉领导人,不要急于一步跨进共产主义,要循序渐进,注重人民的幸福与尊严,避免给人民带来灾难,但红色高棉领导人并没有听从这一忠告,反而变本加厉地推行极端政策,最终导致众叛亲离。
红色高棉的暴政,不仅针对越南裔和知识分子,更波及到了普通的柬埔寨民众,就连许多柬方官员,也因为遭受迫害,被迫流亡越南,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柬埔寨重要领导人的韩桑林、洪森等人。
韩桑林原本是红色高棉东部大区的重要官员,因反对波尔布特的独裁统治和屠杀政策,遭到了红色高棉的追杀,无奈之下,只能带领部分追随者,流亡到越南,寻求庇护;而洪森则是红色高棉的一名军官,因不愿参与屠杀行动,也被迫逃离柬埔寨,前往越南。
对于这些流亡的柬方官员,以及无数身处水深火热的柬埔寨民众来说,任何能够结束红色高棉统治的力量,都是他们愿意接纳的,哪怕这种力量来自于外国,哪怕这种介入属于侵略。
越军攻占金边后,迅速采取行动,终结了红色高棉的屠杀和极端统治,恢复了柬埔寨的基本社会秩序,重启了农业生产,让濒临崩溃的柬埔寨社会,逐渐恢复了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