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虽为中国封建社会之末，但其历史并非仅局限于屈辱臣服，此时期亦出现诸多英勇之士，他们所作出的贡献至今仍为人称颂。
新疆自古便是中国领土，而因战乱关系曾长期与内地绝缘，直至光绪年代才由左宗棠收回。
在此背景下，左宗棠作出一项令人费解的决策——对投降者实行严厉打击。
起初众人对此决策惊愕不已，而数十年后，人们方领悟到其中深意。
一、上门女婿尽管举人为父且拥有数亩田地上，左宗棠之父仍无力供养其兄弟姐妹，故在其父离世后，与二哥宗植共议，将所剩土地尽归嫂嫂及子女，他们则外出谋生。
此举在古代颇具骨气，因无土地便难以生存，左宗棠终究屈服于现实，为求生计他选择入赘周家，迎娶周诒端为妻，并长居于岳丈家中。
虽无生活压力，但内心却充满愧疚，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饱读诗书，岂能依赖妻子生活？
于是，左宗棠更加努力学习，连续三度应试科举，遗憾的是均未中第，在此期间他全赖岳丈家接济维持生计。
最后，他意识到无法在仕途中有所作为，便决定成为一位隐士，自此，左宗棠开始从事教育工作，如同其父般担任教书先生。
左宗棠曾为举人，按理说应有官职，当时已是清朝晚期，等待空缺的进士比比皆是，更何况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举人。
有资格不等于有官职，毕竟职位有限，不久之后，左宗棠因其出色的教学能力而声名鹊起，赚取了大量财富，购买了许多土地，成为当地著名的地主。
此时，他已年近四十，对前途已无需过多担忧。
二、太平天国起义公元1850年，左宗棠步入不惑之年，时值洪秀全在广西举兵起义，掀起反抗清政府统治的浪潮。
两年之后，洪氏率领的太平军逼近湘潭重镇——长沙城，家业丰饶的左宗棠对此忧心忡忡，全家土地能否保全成为了他心中的头等大事。
而历史并未赋予他过多的时间去顾及个人利益，长沙告急之际，在友人的劝说下，左宗棠决定投身于湖南巡抚张亮基帐下，担任其师爷，共同抗击太平军。
此时的左宗棠已届四十一岁，终于走出深山，开始崭露头角。
张亮基对左宗棠的才能颇为赞赏，将所有军事事务全权委托给他，尽管左宗棠从未有过实战经验，但他却能迅速适应新的角色，调度军队、筹集粮食、防守城池，一切都处理得井然有序。
在他的努力下，太平军围困长沙三个月未能破城而入，最终选择撤退，自此，左宗棠声名鹊起，因其在湖南地区成功抵御太平军而备受瞩目。
1853年，张亮基升任湖广总督，左宗棠随之进入其幕府任职，此时的他已经四十二岁，仍然是一位师爷。
张亮基调任后，接替其职务的湖南巡抚骆秉章同样对左宗棠礼遇有加，将其招至麾下，继续担任师爷一职。
直至1860年，左宗棠才离开骆秉章，转而协助曾国藩处理军务。
三、开挂人生自49岁起，左宗棠的生涯发生显著转变，1860年，他协助曾国藩处理军务，随后组建5000湘勇，被称为“楚军”，于江西、安徽抗击太平军。
次年，因战功卓著，左宗棠获曾国藩举荐为浙江巡抚，实现身份跨越，1862年，他率军攻占金华、绍兴等地，翌年晋升闽浙总督。
1864年，左宗棠再下杭州，获封太子少保及赐黄马褂，成为清廷重臣，此时，他年仅53岁。
因此，从49岁至53岁的四年间，左宗棠从默默无闻的师爷跃升为朝廷重臣，与曾国藩并驾齐驱，其非凡才能与机遇可见一斑。
由此观之，左宗棠的崛起得益于太平天国运动，若非如此，他恐将终生以教书为业。
1866年初，新疆地区的大部分由清朝直接管理的区域沦陷于地方活跃的反叛军队；仅存的一万五千名清军面对熟悉地形及备足后勤的原住民战士无力抵挡。
在这种困境之下，剩余的清军被迫撤回塔城、巴里坤和哈密等地区坚守待援。
这场起义颠覆了清朝对新疆的控制，使其政治权力分散到各大小伯克手中，他们为了争取更大的领地和话语权，展开了激烈的权力斗争。
在伯克们为权力拼杀之际，南疆地区的伯克穆罕德·雅霍甫悄然崛起，几乎未动用兵力便统一了整个南疆。
他巧妙地运用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策略，以及“浑水摸鱼”的手段，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目标。
统一南疆后，阿古柏继续进军新疆各地，击败了天山南部的众多地方领袖，建立了名为“哲德沙尔汗国”的政权，并自称为“毕条勒特汗”，意为“洪福之汗”。
1870年，阿古柏攻占了新疆的乌鲁木齐和吐鲁番地区，纳入其“哲德沙尔汗国”版图，尽管其版图不断扩张，但由于其政权缺乏民众支持，显得极为脆弱。
五、实行封建采邑的旧制在预见若失民心将导致政权崩塌的情况下，阿古柏决定在其征服区恢复封建采邑制度。
依据军阶高低，军官获得相应采邑并享用税收供养，而军官的月饷由辖区内百姓的赋税支付。
赋税多寡完全取决于军官的心意，实际来说即军官月内心情好，对百姓收税就相对宽松，反之亦然。
若军官心情不佳，百姓则需承受高额赋税，贫困者甚至可能陷入饥荒或死亡。
此外，百姓还需定期向军官交纳所谓的“保护费”，否则在生活中遭遇困难时，将得不到军官的庇护。
而对于一直安分度日的百姓来说，遭遇困难的几率极低，因此在阿古柏的统治下，百姓并无任何幸福可言。
六、收复新疆遭磕碰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洋务运动开始兴起，在平复了血腥风雨般的内乱，付出了锐减约1.56亿人口的代价之后，清廷在内地的统治也逐渐恢复了秩序，并趋向于稳定，故而“收复新疆，严惩阿古柏”一事也被提上了朝廷的议事日程。
1873年，左宗棠身为陕甘总督，受命收复新疆，东南海疆突发危机，日军借“琉球船民遇害事件”侵占台湾。
清政府虽立即应战，加紧部署防线，但终究无法抵挡日军攻势，被迫签署《北京专约》，支付50万两白银换取日军撤离台湾。
看似和平解决的台湾问题，却对清政府的“收复新疆”计划产生重大影响，由于巨额赔款，若要征讨阿古柏，清政府需额外投入大量资金，筹备战争所需物资。
1873年，左宗棠身为陕甘总督，受命收复新疆，东南海疆突发危机，日军借“琉球船民遇害事件”侵占台湾。
清政府虽立即应战，加紧部署防线，但终究无法抵挡日军攻势，被迫签署《北京专约》，支付50万两白银换取日军撤离台湾。
看似和平解决的台湾问题，却对清政府的“收复新疆”计划产生重大影响，由于巨额赔款，若要征讨阿古柏，清政府需额外投入大量资金，筹备战争所需物资。
七、收复新疆的决心因资金短缺，清朝朝野围绕着“海防“和“边塞“两大关键问题进行了激烈探讨。
“海防“阵营表示，水师无力拒敌于海上，炮台也无法阻止敌人登陆，因此需加强海防卫国，并建议将原定用于“收复新疆“的军费转移至海防建设。
“边塞“阵营则强调，若失去新疆，将对国家元气造成严重损害，甚至危及京城安全，因此海防虽重要，但不应忽视新疆的重要性。
尽管如此，仍应从“收复新疆“的军队中抽调部分资金投入海防建设，但不能完全取消该计划。
作为收复新疆的总指挥官，左宗棠本应处于两派纷争的焦点，而他内心已有坚定信念。
他向朝廷上书，坚决主张：“收复新疆是为了保卫蒙古，保卫蒙古才能保护京城“，以此阐述收复新疆对国家的重大意义。
尽管明确了收复新疆的决心，左宗棠深知国家不会因边塞而放弃海防，且他从未表达过边塞比海防更重要的观点，因为在他看来，西北防御是一个整体，边塞和海防同等重要。
八、进军新疆，先北后南在左宗棠等人的坚决要求下，清朝决定出兵收复新疆，1875年，朝廷命68岁的左宗棠担任钦差大臣，全面负责新疆事务。
为了表明决心并激励将士，左宗棠抬棺出征，立志“不破楼兰终不还”，这场战争面临着种种困难。
如同两江总督刘坤一所言，这是“任天下之至重，处天下之至难”。
战争需要大量资金和物资，而新疆地域辽阔且人口稀少，当时的交通条件更是难以想象，因此，粮食供应成为关键。尽管面临反对声浪，左宗棠仍全力以赴筹备粮饷。
他将指挥部设立在肃州（今酒泉），并在西安、肃州、归化（今呼和浩特）等地设立专门机构，负责粮食筹集。
同时，在哈密等地储备粮食，减轻运输压力，确保军队得到充足的食物保障。
左宗棠根据林则徐提供的地图，将新疆划分为北疆和南疆，并提出“北可制南，南不可制北”的策略，他命刘锦棠实施“缓进速战”的战略，先收复北疆，然后再向南疆推进。
左宗棠深知新疆问题的根源在于中亚入侵的阿古柏及陕西甘肃境内叛乱的回民领袖马人得、白彦虎等人，因此他集中力量先消灭这些敌人，再考虑收回被俄国侵占的伊犁。
在新疆民众的协助下，刘锦棠迅速攻陷达坂城，占领吐鲁番。阿古柏陷入绝境，最终自杀身亡。
这位依靠英俄军火支持，在新疆横行霸道，压迫百姓的恶棍终于迎来了末日。
九、不留生俘，降了也杀海古拉，阿古柏之子，携余部逃往西部寻求英俄庇佑，试图做最后抵抗，英国试图扮演“调解人”角色，但左宗棠揭露其伪善面目。
1877年10月至1878年1月间，清军迅速收复阿克苏、库车、和田、喀什等地，阿古柏及其残部或被俘虏，或主动投降。
左宗棠不顾“不杀降”的传统，下令“不留生俘，降亦杀”，对所有外敌进行无情打击。
尽管当时及后世对此颇有争议，对左宗棠的评价也存在质疑，但我认为他的决策是当时最佳选择。
首先，左宗棠所杀之人皆为反复无常的小人，如白彦虎、马人得等人，他们在陕甘地区多次叛乱，最终投靠新疆，继续对抗清朝，意图分裂新疆，实属破坏国家统一的顽固分子。
此外，阿古柏领导的侵略者，他们残忍贪婪，尤其是在得到英俄支持后，更是在新疆建立了哲德沙尔汗国，对当地实施高压统治，对民众进行残酷剥削。
对于此类入侵我国的恶势力头目，必当斩草除根。
其次，当时的清朝处于内外交困的困境，对于国内频繁发生的叛乱已无法控制，无力平息新疆的战火。
而左宗棠的果断行动，彻底消灭了内部反叛力量，对外族势力产生极大震慑力。
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占据伊犁的俄国。左宗棠的铁腕手段，让俄国深感左宗棠收复伊犁，收复新疆的坚定决心。
因此，左宗棠拖着重病之躯，从肃州长途跋涉至哈密，这一举动令俄国最终放弃占领伊犁的念头，同意谈判归还伊犁并划分边界。
十、雷霆手段，稳定三十年“大将军化干戈为玉帛，湖湘子弟啸聚天山，新栽青杨翠柳三万里，春风如期吹遍玉关。“
1878年，阿古柏侵占新疆12载后，遭到左宗棠铁腕驱逐。
次年，左宗棠大义凛然，迫使俄国归还失地。新疆由此完整回归中华版图。
此后三十年间，外患悉数驱逐，新疆重获民族和睦、社会和谐的安定环境。
直至新中国建立，再未发生外族侵略事件。
左宗棠在新疆治理期间，功勋卓著，为维护新疆长治久安做出重要贡献。
临别之际，他对新疆巡抚刘锦棠谆谆教诲：“施政应以民生为本，注重民族和谐，各民族平等共处，共同繁荣。“
实行屯田政策，保障军粮供应，减轻百姓负担，免除赋税。
推广汉文化教育，设立科举制度，促进汉维、汉回文化交流与融合。
开凿水渠，兴修水利，设新疆为行省，设县制，废除农奴制等一系列有利于新疆稳定发展的政策。
“春风度玉门“，这是对左宗棠最恰当的赞誉。
结语表面残忍的“不留生俘”命令实际上是对长期和平的期许，在后续时间内，这一策略被证明极为有效，新疆在三十余年的时间里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宁。
左宗棠的决策深思熟虑，他清楚地认识到，仅消灭阿古柏并不能确保新疆的长久稳定，必须以鲜血和尸体来威慑那些可能的不稳定因素。
所有这些行动，都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尊严和领土完整，为后人留下一片和平繁荣之地。
据左宗棠所言：“复新疆以固蒙古，卫蒙古以卫京师”，新疆的稳定跟中国的安全息息相关，这是清朝政府不能忽视的重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