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话叫做：真理在大炮射程之内。大炮是权力，真理是知识。所以，权力真的可以生产知识。
权力可以直接创造知识，也可以通过筛选、合法化、资源分配等方式，定义哪些知识被认可为真理，本质是对知识的准入与认证权。法律法规是权力创建的知识。这种由权力生产的知识人们不可无视它的存在。因为我不可以说我不懂法就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
知识可以分为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感性知识是人类对规律的认识所形成的感性认识和理论规范。我们开智能锁可以用指纹和密码。指纹是感性的，密码是理性的。感性的东西是本来就有的，理性的东西是被权力定义的。感性的东西是客观存在的，理性的东西是主观规范的。理性来自感性，规范来自规律。理性知识包括权力直接生产的知识和权力认可的知识。感性和理性没有绝对的界限，就像大和小、多和少，因为有不大不小、不多不少。我们利用感性知识，就是为了利用自然力量来创造价值。比如我们搞发明创造、科技创新就是利用自然力量创造价值。我们利用理性知识，就是为了顺应权力来争取利益，争取发展空间。如果我们不接受理性知识，那么，我们就会处处碰壁。比如，我们拿起法律武器、适应评价考核就是顺应权力来争取利益。
我们之所以要掌握权力生产的知识和认可的知识，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受利益驱动，我们的利益受权力支配。法律是权力生产的知识，英语是权力认可的知识。我违法了，不能说我不懂法而逃避法律的追究；你不学英语，就不能考上大学。当然，如果有很多钱，以上都有可能实现。这说明权力认可的知识和生产的知识都是有价的。因为权力认可的知识和生产的知识都属于发展空间的范畴，而金钱是发展空间的尺度，金钱可以让人的发展空间得以量化。我们掌握反映客观规律的感性知识，可以让我们借助自然力量提高我们发展的内在动力。此时，我们会提出一个问题：发展动力更重要还是发展空间更重要？发展动力是根据，发展空间是条件。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已经有具体的答案了。因为篇幅有限，我将另外写一篇文章深入讨论。
真理在大炮射程之内，就是一句真理，并被大家广泛知晓。这句充满现实意味的断言，精准揭示了权力与知识的隐秘关联。大炮作为权力的具象化象征，其射程所及之处，往往定义了真理的边界与知识的合法性。权力并非仅仅是知识的旁观者或使用者，更是知识生产、筛选与认证的核心主导者。它既可以直接创造具有强制性的知识体系，也能通过资源分配、规则制定等隐性手段，筛选出符合自身逻辑的知识并赋予其“真理”地位，而这种由权力生产的知识，最终会内化为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对个体行为形成不可规避的约束。从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到职场中的评价标准，从学术领域的研究导向到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权力对知识的塑造与掌控，早已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权力对知识的直接创造，体现为通过强制性力量构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知识体系。这种知识并非源于人类对自然规律的感性认知，而是权力主体为维护社会秩序、实现自身意志而主动构建的理性规范。法律法规无疑是权力直接生产知识的典型代表。国家作为最高权力载体，通过立法程序将特定的价值取向、行为准则转化为法律条文，这些条文本身就是一套系统化的知识体系。例如，刑法对各类犯罪行为的界定、民法对民事权利义务的规范，并非自然存在的客观规律，而是权力基于社会治理需求创造的“人造知识”。这种知识具有鲜明的强制性，无论个体是否认同、是否知晓，都必须遵守。一个人不能以“不懂法”为由逃避法律制裁，这恰恰印证了权力生产的知识所具有的不可抗拒性——它无需经过个体的感性验证，仅凭借权力的背书就成为了大家应该学习和掌握的知识。
除了直接创造，权力更通过筛选与合法化机制，决定哪些知识能够被认定为“真理”，哪些知识会被边缘化甚至淘汰。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具有多样性，不同个体、不同群体可能形成截然不同的知识主张，但最终能够进入公共视野、获得社会认可的知识，往往是经过权力筛选的结果。这种筛选过程可能通过显性的制度设计实现，也可能通过隐性的资源分配完成。在学术领域，科研经费的分配、学术期刊的审稿标准、职称评定的考核体系，背后都隐藏着权力的影子。掌握资源分配权的学术机构或权力部门，会倾向于支持那些符合主流意识形态、服务于特定目标的研究方向，而那些与权力逻辑相悖的研究成果，往往难以获得资金支持，也难以在核心平台发表，最终被排除在“正统知识”之外。以历史研究为例，不同时代的权力主体会根据自身的政治需求，选择特定的历史叙事作为“官方历史”，并将其纳入教育体系，而其他视角的历史解读则可能被贴上“异端”标签，难以广泛传播。这种筛选机制本质上是权力对知识的“准入认证”，它通过赋予部分知识合法性，构建起符合自身利益的认知框架。
权力对知识的掌控，还体现在对知识价值的定义上——它决定了哪种知识是“有用的”，哪种知识是“无用的”，进而引导社会资源向特定知识领域倾斜。在市场经济语境下，权力通过政策导向、产业扶持等方式，塑造知识的价值排序。例如，当国家将科技创新确立为发展战略时，与高新技术相关的知识就会获得大量资金支持、政策优惠，成为社会追捧的“热门知识”，而人文社科领域的部分知识则可能因“实用性不足”被边缘化。这种价值定义并非基于知识本身的内在价值，而是权力基于发展需求做出的选择。同样，在职场中，企业作为组织权力的拥有者，会制定特定的评价考核体系，将“符合企业利益的知识与技能”定义为核心竞争力。员工是否掌握这些知识，直接决定了其职业发展前景。这种由权力定义的知识价值，会引导个体主动学习特定知识，放弃“不被认可”的知识，从而形成规模化的知识生产与学习导向。
从知识的分类来看，感性知识与理性知识的划分，更能清晰展现权力与知识的互动关系。感性知识源于人类对自然规律的感性认知与理论总结，是人类通过观察、实验、实践获得的对客观世界的把握，其核心功能是帮助人类利用自然力量创造价值。例如，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指导人类发明机器、开发能源、攻克疾病，本质上是人类借助感性知识实现对自然的改造与利用。而理性知识则更多地与权力相关，它既包括权力直接生产的知识（如法律法规、制度规范），也包括权力认可的知识（如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科学理论）。这种知识的核心功能，是帮助人类利用权力争取利益、维护秩序。当个体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时，运用的是权力生产的法律知识；当个体适应职场评价体系获得晋升时，遵循的是权力定义的职场知识；当个体通过迎合社会主流价值观获得认可时，践行的是权力合法化的道德知识。感性知识让人类拥有了改造自然的力量，而理性知识则让人类学会了运用权力调节社会关系，二者共同构成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知识基础，但理性知识的运行逻辑，始终受权力的主导。
权力生产知识的本质，是对认知话语权的掌控。人类社会的秩序构建，离不开一套被普遍认可的知识体系作为支撑，而权力的核心作用，就是确立这套知识体系的权威性。在封建时代，君权与神权相结合，将“君权神授”的思想塑造为核心知识，通过宗教仪式、教育体系等方式向民众灌输，从而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在现代社会，权力通过民主立法、学术规范、媒体传播等手段，构建起一套更具普遍性的知识体系，但其本质仍然是通过掌控认知话语权来维护社会稳定与权力合法性。这种话语权的掌控，使得权力生产的知识具有了“天然的正确性”——它无需接受所有个体的验证，只需凭借权力的强制力与宣传机制，就能成为社会共识。
但权力对知识的生产并非绝对的“单向操控”，知识也可能对权力产生反作用。当权力生产的知识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或者严重损害个体利益时，人们可能会通过实践反思、理论批判等方式，挑战现有知识体系的合法性，进而推动权力调整其知识生产逻辑。例如，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过时的法律法规会因不符合时代需求而被修订，这正是知识反思对权力的倒逼；学术领域的“异端”思想有时也会突破权力的压制，逐渐获得社会认可，成为新的“正统知识”。这种互动关系使得权力与知识的关系并非静止不变，而是处于动态的博弈之中。但即便如此，权力始终是知识生产的主导方，知识对权力的反作用，往往需要通过影响权力的利益诉求才能实现。
“真理在大炮射程之内”的隐喻，看似凸显了权力的暴力属性，实则揭示了知识合法性的本质来源。权力之所以能够生产知识，核心在于它掌握了暴力垄断、资源分配、制度制定等关键手段，这些手段使得它能够将自身的意志转化为普遍认可的知识体系。无论是直接创造的法律法规，还是筛选认证的学术成果，抑或是定义价值的知识导向，权力生产的知识都深刻影响着人类的思维方式与行为选择。我们生活在权力构建的知识世界中，既享受着这套知识体系带来的秩序与便利，也受制于其固有的局限与约束。认识到权力对知识的生产作用，并非要否定知识的价值，而是要清醒地看到知识背后的权力逻辑——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更理性地对待各类知识，既不盲目迷信“正统知识”，也不轻易否定权力生产的知识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在尊重秩序与保持批判之间找到平衡。
在现代社会，随着个体意识的觉醒与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权力对知识的垄断正在被打破，多元知识主张获得了更多的表达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权力对知识的生产作用在减弱，而是其作用方式变得更加隐蔽、更加复杂。无论是算法推荐对信息的筛选，还是平台规则对言论的规范，新的权力形态正在以新的方式塑造着我们的知识世界。因此，持续审视权力与知识的关系，追问知识的合法性来源，不仅是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更是每个个体保持独立思考、避免被单一认知框架束缚的关键。
普进峰 2026-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