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春，赣南的深山里还残留着料峭寒意，于都上坪附近的荒坡上，陈毅扶着腰间尚未愈合的伤口，目光死死盯着那台沉默的电台。

五天前，这里还收到过中央标注“万万火急”的电报，可此刻，无论报务员如何摇动手柄，耳机里只有一片死寂。

红军主力长征已经五个月，留下的三万余兵力早已在国民党军的疯狂“清剿”下伤亡过半，而这台曾经传递生死指令的电台，即将成为他们与中央失联的最后见证。

身旁的项英推了推厚厚的近视眼镜，镜片上沾着的草屑与尘土，怎么也遮不住眼底的凝重。

这位中央分局书记的夜盲症愈发严重，每到黄昏便几乎看不清路。

可他肩上扛着的，是中央“坚持游击战争，等待主力回师”的嘱托，是留守部队最后的希望。

而此时他们脚下的土地，早已不是昔日的红色苏区，蒋介石喊出：瑞金城内“无不焚烧之居，无不伐之树木，无遗留之壮丁”。

蒋介石调集数十万大军，扬言要“斩草除根，掘地三尺，绝不容赤祸死灰复燃”。

绝境如潮水般涌来，项英与陈毅，这两位被迫留守的革命者，即将在血火交织的深山里，开启一段长达三年的绝地求生之路。

红军主力转移之初，留守部队的处境便已岌岌可危。

三万余人的队伍中，伤员占去三分之一，真正能作战的兵力仅有一万六千余人，面对的却是数十倍于己、装备精良的国民党正规军。

起初，革命信念坚定的战士们纷纷请战，誓要守住苏区这片红色土地，项英也希望打一场胜仗鼓舞士气，于是有了1934年11月的谢坊伏击战。

那是主力撤离后的第一场大胜仗，红24师与地方武装在谢坊附近设伏，虽因友军未及时赶到而未能全歼敌人，却也消灭了敌军半个旅，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可胜利的喜悦转瞬即逝，这场战斗反而暴露了留守部队的实力，蒋介石随即加紧构筑堡垒封锁线，将中央苏区层层包围，原本就艰难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

此时，关于作战方式的分歧，在中央分局内部逐渐显现。

项英受中央最初“保卫苏区”训令的影响，始终希望等候中央进一步指示，坚持在苏区范围内组织抵抗。

而陈毅早已看清局势，他深知以留守部队的实力，与敌人硬拼阵地战无异于以卵击石，多次提出要分散兵力，深入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争论尚未有结果，敌人的攻势却愈发猛烈，苏区的范围日渐缩小，伤亡人数不断增加，留给他们的时间越来越少。

1935年2月5日，立春时节，电台终于传来一封标注“十万火急”的电报，来自遵义会议后的中央书记处。

电报明确指出：“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临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目前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更关键的是，要求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放弃固守苏区的思路。

八天后，中央再次发来“万万火急”的电报，进一步细化战略：部队要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的分散行动”，遵循“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的原则，紧密联系群众开展斗争。

这两封电报如及时雨，彻底打消了项英的顾虑。

他迅速转变思路，与陈毅一同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全面调整战略。

庞大的机关立即精简，干部分散到各个游击队，部队化整为零，分九路向外线突围，进山开展游击战争。

1935年3月9日下午，陈毅再次走到电台旁，报务员摇了摇头，中央的回电依旧没有传来。

此时，项英、陈毅与贺昌率领的红24师70团及中央军区直属队，已成为留守苏区最后的有生力量。

他们决定兵分四路，穿过会昌封锁线向福建长汀突围。

可就在出发前，瓢泼大雨中传来了电台的微弱信号，一封来自中央的电报终于抵达，可密码早已更换，众人对着一串陌生的字符，只能眼睁睁看着与中央的联系彻底中断。

无奈之下，他们烧毁电文，掩埋电台，带着战士们踏上了突围征程。

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别，便是与中央隔绝的三年；这一路，更是铺满了战友的鲜血。

九路突围部队中，贺昌率领的先头部队刚进入天门嶂，便遭遇敌人重兵包围，激战中贺昌身负重伤，面对步步紧逼的敌人，这位年仅29岁的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举枪饮弹，高呼“红军万岁”壮烈牺牲。

刘伯坚在突围时白马被击中，徒步冲锋中被俘，敌人让他带着脚镣游街示众，他却挺胸昂头，写下“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的绝唱，最终慷慨就义。

瞿秋白与何叔衡化装突围，在福建长汀陷入重围，何叔衡战死，瞿秋白被俘后，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始终坚贞不屈，就义时还用俄语高唱《国际歌》，年仅36岁。

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在掩护战友撤离时被敌人发现，身中数弹倒在瑞金的土地上，年仅30岁，如今那片村落已被命名为“泽覃村”，以纪念这位牺牲的革命者。

牺牲的名单越来越长，古柏、李才莲、阮啸仙……九路突围，最终只有四路成功。

项英与陈毅率领的队伍，在突围途中多次遭遇敌人伏击，不得不钻进深山密林，昼伏夜出。

项英的夜盲症让他每到夜晚便寸步难行，只能由战士们搀扶着前进。

陈毅腰部的旧伤在连日奔波中再次化脓，伤口肿胀得连裤子都穿不上，每走一步都钻心刺骨。

有一次，伤口严重感染，脓血堵塞了伤口，陈毅让警卫员宋生发帮他挤脓，疼得浑身发抖的他，竟让宋生发把自己捆在树上，硬生生忍着剧痛挤出了半竹筒脓血，连手术时残留的碎骨头都被一并挤出。

最后，他只是往伤口里塞进涂了万金油的布条，便又带着队伍继续前行，这份常人难以想象的坚韧，硬是让重伤的身体奇迹般地挺了过来。

突围成功后，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项英与陈毅率领的游击队，被困在五岭山脉的崇山峻岭中，过着“如野兽一般”的生活。

敌人为了搜捕他们，采取“移民并村”“保甲连坐”的办法，将山区的群众强行迁往平原，断绝游击队的粮食来源，还派出大批兵力进山“清剿”，扬言要“掘地三尺，活捉项英、陈毅”。

每天天不亮，战士们就要起身转移，因为敌人可能在天亮后就搜到昨夜的宿营地。

他们不敢在同一个地方过夜，不敢高声说话，甚至不敢踏平脚下的青草，生怕留下一丝痕迹。

身上的棉布军装一穿就是两年，晚上从不脱衣服、不脱鞋，只要稍有动静，就立刻钻进密林深处。

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真实记录下了这段艰苦的岁月：“天将晓，队员醒来早。露侵衣被夏犹寒，树间唧唧鸣知了。满身沾野草。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

粮食断绝是最致命的难题，起初，还有少数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将粮食藏在山洞里、树洞里，给游击队送去。

可随着敌人的封锁越来越严，送粮的群众一旦被发现，便会遭到残酷迫害，粮食来源彻底断绝。

战士们只能挖野菜、采野果、剥树皮充饥，实在找不到吃的，就把山中的竹笋、蘑菇煮成汤，甚至要啃咬难以下咽的草根。

有一次，队伍在梅山被困了二十多天，陈毅身患重病，躺在草丛中动弹不得，望着身边疲惫不堪、意志动摇的战士，他强撑着身体集合队伍，平静地说：

“跑不动的，可以回家，只要不翻脸成仇——但我陈毅，就算就剩一个人，也要干革命。”

宋生发看着陈毅苍白的脸色，泪流满面地说：“你能坚持，我们为什么不能！”

战士们被深深打动，纷纷举起枪高喊：“我们也要坚持到底！”“绝不动摇！”信念的力量，支撑着他们熬过了最黑暗的时光。

项英虽身体孱弱，却始终保持着严谨的工作作风，每天都会整理游击战争的经验，鼓励战士们坚定信心。

陈毅则用诗歌凝聚士气，除了《赣南游击词》，在梅山被困、自感必死无疑时，他还写下了“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的豪迈诗句，字里行间满是革命者的铮铮铁骨。

他们平均每天要走一百多里山路，一双新草鞋两天就会磨破，脚上的水泡破了又起，起了又破，鲜血浸透了草鞋，却没人停下脚步。

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他们常常要在密不透风的树林里潜伏一整天，蚊虫叮咬、毒蛇出没是家常便饭，不少战士因此生病甚至牺牲。

可即便如此，项英与陈毅始终没有放弃，他们带领游击队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时而分散隐蔽，时而集中伏击，在崇山峻岭中与敌人周旋。

不仅一次次突破重围，还逐步扩大了游击区域，让革命的火种始终在南方大地燃烧。

三年的时间里，项英与陈毅带领的游击队，在与中央失联、强敌环伺、物资匮乏的绝境中，始终坚守着革命信念。

他们不仅自己活了下来，还通过紧密联系群众，在南方八省十五个地区点燃了游击战争的火种，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革命骨干。

在他们的领导下，各地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从最初的分散突围，到后来的相互配合、协同作战，逐渐形成了燎原之势。

1936年西安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项英与陈毅敏锐地察觉到局势的变化，开始主动寻找与中央的联系，并积极推动国共合作抗日。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当这个消息传到深山时，项英与陈毅紧紧握住彼此的手，眼中满是激动的泪水。

三年的浴血坚守，三年的绝地求生，他们终于等到了胜利的曙光。

1938年春，分散在各地的游击队陆续下山，在皖南集中整训，改编为新四军。

项英担任新四军副军长，陈毅担任第一支队司令员，他们带领着这支从绝境中重生的队伍，奔赴抗日前线，开启了新的革命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