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授衔时，元帅和大将的人选由中央决定，彭德怀没有参与，但五十七名上将的名单是他和罗荣桓一起仔细讨论出来的。最初只定了五十五人，后来补上王建安和李聚奎，这一补充就打乱了整个名单的安排。这不是简单加两个人，而是需要重新调整平衡，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八路军三个师，四大野战军，每支老部队都得有人在上将名单里。彭德头疼的不是“谁该上”，是“谁不能缺”，比如一野占了十八个名额，三野只有六个，要是湘鄂赣那边的老同志一个都没有，人家心里肯定会不舒服。

外头总以为上将排名按战功来排，其实第一版真这么试过，后来被否掉了，因为如果只算纯战功，解放战争时期打主力的纵队司令，肯定要压过长征时候的团长，可那些长征时期的团长，很多是红军最后剩下的火种代表，彭德怀他们最终定下规矩，先看单位系统——国防口、总参、军兵种、野战军，按这个顺序来排位，一个红四方面军的老政委，后来在东北担任副政委，虽然没参加辽沈战役，但因为代表整编过的部队，排名就得往前靠，说白了，职务可以折算，但历史象征不能缩水。

陶峙岳、陈明仁和董其武这三名起义将领，加入解放军时间不到十年，战功比不上老红军，如果不给他们上将军衔，就等于告诉国民党旧部，即使投诚也进不了核心圈，彭德怀用贡献重于资历这个理由，但不直接说出来，只把他们排在第17、18和19位，位置不高不低，既给面子又不抢风头，还有贺炳炎，本来只够兵团级，但他是独臂将军，又管过川西北，符号意义很强，硬是放在军兵种序列第一位，这不是他功劳最大，而是他的身份太特殊。

王建安和李聚奎后来补进名单,整个排名就得重新调整,有人没进入前三十名,私下找罗荣桓反映情况,也有人写信主动请求降低军衔,担心别人说他骄傲自满,彭德怀没有公开批评任何人,却在干部部送来的材料上写下两句话：对有怨言的人,要查看他们过去的表现,对主动谦让的人,要记录组织的态度,他把情绪问题放进档案流程里,让它变成可以追踪和评估的东西,9月27日授衔之前,彭德怀亲自修改了七次名单,其中三次是因为发现某位老同志在湘鄂西做地下工作的事没写进去,又补充了备注。

贺炳炎是唯一准兵团级上将,许光达自己请求降低军衔,王平生病卧床还接受了授衔,这些特殊情况看起来像照顾人情,其实是制度留下的灵活空间,彭德怀心里清楚,1955年的军队不能只讲革命纯洁性,还得让统战对象感觉有奔头,他没有在文件里写明我们要转型,但通过排序方式,悄悄把一支游击队性质的武装力量向国家正规军推进了一步,所有将军都明白这层意思,只是没有人说破。

名单打印出来的那一天,有人盯着自己的名字看了很久,他不是在感受那份光荣,而是在心里反复确认,自己代表的那支队伍,现在还留在谈判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