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长时间没有乘坐公共交通了，今天正好周末，心血来潮想坐一次公交。正好遇上这样一件事，两位老人在闲聊天，提到了退休金的事，一位老人说，咱国家政策真好，现在什么都不用干，每天好几百的收入，另一位老人说是呀！都花不了，坐在她们后面的女子听到后情绪瞬间激动起来，大声说道 “你们这帮人就是自己给自己制定养老金，让我们年轻人受苦受累，反过来拿钱养你们！大家觉得女子说的对吗？其实在我们国家，养老金体系，已经呈现出显著的“三元割裂”特征：机关事业单位群体月均养老金普遍超6000元，部分发达地区甚至可达万元；企业职工全国平均约3335元；而城乡居民则有超1.8亿人月均不足千元，部分地区仅500元，与城镇职工差距高达10倍以上。

更为尖锐的矛盾在于代际分配。年轻人社保缴费负担沉重（约占工资28%），却与未来养老金回报预期形成倒挂。“18个年轻人供养1个退休者” 的模式在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难以为继。2014年养老金并轨改革本想解决这一问题，但双轨制遗留问题并未根除。机关事业单位通过“视同缴费指数”、“职业年金”等政策维持优势，同工龄、同职称条件下，其养老金可达企业职工的1.6倍。面对指责，一些退休老人也倍感委屈。“我们工作了几十年，按规定缴费，现在领取的不过是应得的回报。”

确实，许多高养老金领取者是按规则履行了缴费义务。问题在于制度设计本身，缴费基数与财政补贴的失衡。垄断行业、央企高管按300%上限缴费，而中小微企业普遍以60%下限缴纳，这加剧了初次分配差距。更值得关注的是，财政补贴存在倾斜。8000万体制内退休人员消耗超40%的财政支出，这种分配模式在当下看来显得越来越不可持续。现行养老金调整机制存在强化“马太效应”的问题。高基数群体增幅绝对值更大，导致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以2024年调整方案为例，企业退休人员6%涨幅对应200元，机关事业单位3%涨幅却达180元，绝对值差距反而扩大。类似的矛盾在“中人”养老金补发中也十分明显。近期各地机关事业单位“中人”养老金补发工作推进，结果差异显著：有网友一次性到账3万-5万元，而不少基层退休人员仅补发几千元，甚至部分人差额不足千元。

针对这一问题，有专家建议“控高提低”：对低于2000元的养老金增长10%，高于3500元的只增长3%。然而，这种简单粗暴的分档调整可能带来新问题。若高收入者的养老金涨幅被大幅压缩，年轻人可能不愿再过多缴费，担心“缴多拿少”，反而动摇社保基金的可持续性。2024年，我国社保基金支出已占财政收入的28%。在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过度倾斜若破坏支付端稳定，后果将十分严重。更可行的路径可能是加速养老金全国统筹，并建立多支柱养老体系。2024年我国已启动养老金中央调剂比例上调至5%，缓解区域失衡。同时，强制实施企业年金制度，要求盈利超千万企业为员工缴纳3%-5%年金，有助于缩小二次分配差距。对于个人而言，尤其是年轻人，应善用个人养老金政策。年收入12万元以上群体，通过缴纳个人养老金可享个税减免，长期复利收益可达缴费额的2-3倍。

公交车上的一幕，折射出深层次的社会焦虑。但当我们将矛头指向特定群体时，真正需要审视的是制度本身。养老问题的解决，既需政策层面的科学设计，也需个人主动规划。 唯有政府、市场、家庭三方合力，才能让“老有所养”从口号变为现实。当我们再次听到“月退休金一万多”的言论时，或许不应只有愤怒。更应思考如何推动制度向更加公平、可持续的方向改革，让每一位辛勤工作的公民都能享有尊严的晚年。毕竟，今天的年轻人，明天也将步入老年。代际公平不仅仅关乎当下，更关乎我们每个人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