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贵有恒”，语出《尚书·周书·毕命》，原文为“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意为治理国家贵在执行政令稳定持久，文辞崇尚切实简要，不能一味追求标新立异。后演变为“政贵有恒，治须有常”，强调为政需要持之以恒，治理需要遵循常理。

《毕命》开篇即讲述周朝迁殷民于成周东郊，“既历三纪”，殷遗民仍未完全归心。康王于是把“接力棒”递给德才并重的毕公，并再三叮嘱要“政贵有恒，辞尚体要”。康王认为，治理国家是个长久的过程，因此在实施政令中要保持其连贯性和持久性，否则就会让民众感到困惑与无所适从。

一个“恒”字，折射出古人“善始善终、善作善成”的执政理念。政事无论大小，最怕的就是懈怠。《诗经》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以此警示为政者要一以贯之、有始有终。孔子一生周游列国，坚持不懈推行自己的思想，并赞扬“骥”永不止歇的精神。《韩非子》说“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泽；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也是表明治国和烹饪一个道理，不能来回搅动、擅出多变。

政贵有恒，体现为决策合乎规律、施策动态稳定。决策“守恒”重在薪火相传，避免朝令夕改、人走政息。《史记》记载，萧何和曹参都是汉初名臣。萧何制定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政策，鼓励农业生产。曹参继萧何之后担任相国，没有改动此前的规章制度，而是认为萧何“法令既明”，自己只需要埋头深耕就行了。这一做法，使得社会经济继续发展，百姓休养生息，为汉初的稳定及后来的“文景之治”创造了条件。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是政贵有恒蕴含的深刻道理。要做到“善始善终、善作善成”，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前赴后继。战国时期，秦国“奋六世之余烈”，坚守富国强兵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为最终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唐朝初年，中央政府重视发展生产、任用贤能，几代人保持定力，励精图治，创造了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的繁荣局面。历史和实践证明，政权良治，贵在持之以恒。稳扎稳打，才能久久为功。

古往今来，青史留名的为政者大都持之以恒干事创业，具备“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历史担当。春秋时期孙叔敖率人在大别山筑堤蓄水，实现“灌田万顷”，这一工程被誉为“天下第一塘”。战国蜀郡太守李冰与其子多年主持修建的都江堰，至今仍在发挥作用。清代陕西商州知州罗文思在任十二年，将全部精力倾注于造福民生，离任时，当地百姓哭送百里。这些官员以福荫后世之举告诉人们：从大局出发，为长远考虑，量力而行、顺势而为，这才是政贵有恒的深层含义。

◎本文原载于《中国纪检监察报》（作者：郝思斯、李自强），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图片由豆包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