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底，广州宣告解放后，解放军四野十五兵团开始在雷州半岛集结，准备对海南岛发起攻势。

国民党不甘心失败，“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多次派出精干特务，企图暗杀叶剑英，制造我后方混乱，借此拖住解放海南岛的步伐。

到了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蒋介石政权一度乐观的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行将开启，这将是他进攻大陆的绝好机会，为了能赶上这班车，就必须提前做好布局。

为了让特务们执行任务，毛人凤不惜开出重赏，扬言“无论谁杀掉一名部长，奖励黄金10条”，这极大刺激了特务们的神经，人人摩拳擦掌，蠢蠢欲动。

需要知道的是，当时约有近五千名敌特人员潜伏于广东全境，单单是暗藏在广州的敌特，就有3600人之多，给新政府的治安带来了极大的风险。

广州城为什么吸引了这么多敌特的驻扎？

一方面是因为国民党败退之时，曾经把国民政府南迁至广州，特务组织“军统局”和“中统局”也随之南下于此，随着解放大军进入岭南，国民政府转至台湾时，那些级别不高的虾兵蟹将底层，自然是没有机会得到一张跨越海峡的船票，也只能无奈的留居于此。

另一方面，广州地理位置本身就毗邻港澳，香港在抗战期间就可以说是国民党特务的“策划基地”之一，特务头子毛人凤一度“坐镇”香港，策划实施了一系列针对省府的爆炸和暗杀活动，在广州留下了庞大的间谍网络，很难连根拔除。

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长、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叶剑英由于地处东南一隅，与香港和国外邻近，与海峡对岸也相隔不远，便成为谋杀的重要对象，堪称是“一号目标”。

为了时刻提防特务的暗杀，叶剑英也曾做出防范，多次搬家，每一次搬家过程都会制定出严格的警备措施。因为，在叶剑英每一次出现在公共场合的一幕的背后，是一个个惊心动魄的刺杀迷局。

1950年4月，活跃在香港的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头目黄强武，接到毛人凤的命令，秘密潜入广州市内。

随后，黄强武分别与潜伏特务钟嘉、陈星群、梁中华等4人秘密接头联系上，约定在广州北京路某饭店商议大事。

四人聚首饭店后，黄强武开始询问三人最近的工作进展情况。

陈星群、梁中华是广州本地人，对于当地情况较为熟悉，早已按照指示，摸清了叶剑英近期的活动规律。

梁中华表示，叶剑英经常会到基层去视察工作，尤其喜欢去西郊、黄埔岛等地，通常会乘坐一艘叫“珠江”号的小型轮船。

另外，他还打听到叶剑英喜欢在“西园酒家”设宴，邀请那些到访广州的民主党派领导、爱国著名人士等重要客人。

黄强武听了后认为大有机会，十分高兴，将三人所说情况记录下来，准备传回给香港的特务机关，立即想办法拨款，以及输送武器等到广州，便于执行暗杀计划。

会议快结束的时候，黄强武给大家安排了新的任务，命令陈星群利用人脉打通关系，设法接近“珠江”轮的驾驶员，但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他们的第一套方案是，如果叶剑英乘坐“珠江”轮再去视察，立即派人驾驶汽艇尾随其后，并伺机接近“珠江”轮，然后用事先准备好的炸药和手榴弹等发起攻击，将船只炸沉大海。

如果第一套方案失败，第二套的备选方案则是计划趁叶剑英同志在“西园”酒家宴请宾客时，利用打入内部做厨师的人员，将毒药投入饭菜之中……

第三套方案仍然是在“西园”酒家实施，一旦提前获知宴客的消息，马上安排人员在叶剑英的包厢座椅下，安放定时炸弹。

如果前三套方案都不理想，最后没能成功的话，那就派人埋伏在叶剑英同志经常出入的地方，直接一拥而上，使用乱枪和集束手榴弹进行饱和攻击。

敌人自以为“聪明”，事实上我公安机关早就有所准备，时刻在密切关注着敌特分子的活动。只不过敌人在暗处，我方还没有掌握确切的消息，此时不宜轻举妄动，避免打草惊蛇。

1950年3月，广州公安机关就截获了一份毛人凤发给香港特务机关的绝密电报。

电报中，毛人凤命令香港特务机关迅速加派人手，潜入内地，迅速到广州与潜伏特务会合，马上实施暗杀计划。

公安机关高度重视，并立刻将情况汇报给了首长们，同时对他们的人身安全加强了保卫措施。

奈何如今对于特务们具体执行什么任务，想要刺杀的目标人选，以及他们藏身之处等方面都不太清楚，只好暂时见招拆招，以不变应万变，看看情况再说。

这天，广州市公安局突然收到了一封匿名的检举信，信中举报声称：德庆路善庆里13号2楼住户，是国民党潜伏特务！

该举报者言之凿凿，不仅指出了具体门牌号，甚至还提到了该住户家里还私藏有枪支弹药、监听器械等各种物品。

专案组得到消息，立马派侦查员对该住户实施监控，必要时可以直接入内强行搜查，并将其逮捕归案。

不过，为了避免引起该住处其他居民们的惊慌，以及放长线钓大鱼引出更多的特务，因而专案组并没有大张旗鼓，立刻将人缉拿。

却没有想到，看到公安机关没有任何反应，那个写举报信的人坐不住了，直接跑到公安局报案来了！

结果，所有人都被他的身份吓了一跳，这个人竟然是刺杀小组的国民党特务钟嘉。

侦查员惊讶的同时，也被钟嘉的举动搞糊涂了，连忙询问他，为什么要跳出来主动坦白？

钟嘉表示，自从广州解放后，亲眼见到共产党政府在短时间内，就将广州市内的治安情况彻底改变，当地人民安居乐业，人心安定，心里不由得十分佩服。

其次，军统发给的经费不知道被谁贪墨，严重不足，连允诺的基本生活都保证不了，他在广州这些天的潜伏日子里，见到许多以前的同伙纷纷落网，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再也没有机会回来了，即便是小股特务潜伏，也只能是蚍蜉撼树，不自量力。

最后，他也害怕以前的同伙一旦被抓，为了立功，势必将自己供出来，自己本来就每天活得提心吊胆的，时时刻刻担心被抓住，所以就干脆明牌，弃暗投明，于是便写了那一封举报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