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汽笛声穿透街巷，大陆各地草木含悲，人人低头为南京大屠杀的遇难同胞默哀，这本该是两岸同胞共祭国殇的日子，却出现了刺眼的反差。
台湾国民党高层集体“隐身”，连句悼念的话都吝啬出口，就连郑丽文都没有表态，实在是令人心寒。
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人逆势发声，一边缅怀同胞，一边怒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
同样顶着“国民党”的身份，为何态度差了十万八千里？
公祭日的对照12月13日，这一天不需要任何提醒，本身就足够沉重，汽笛长鸣，是为了让活着的人记住，三十万同胞不是历史书里的数字，而是真实存在过的生命。
在北京求学的台湾青年，在这一刻选择低头默哀，这个动作很简单，却极有分量，因为他们明白，这一天不分地域、不分立场，只关乎民族的共同记忆与共同伤痛。
但正是在这样一个本应凝聚共识的时刻，岛内一些“资历最老”的政治人物，却集体选择了失声。
曾经在南京执政、亲历过那段历史的国民党，在公祭日当天，其高层社交平台异常安静，仿佛这段历史从未发生。
尤其是曾高调宣称“我是一个中国人”的郑丽文，在这一天同样不见踪影，连一句最基本的悼念都没有，这种沉默，并非疏忽，而是刻意回避。
八十八年过去，历史的伤口并未愈合，但有些人的良知却仿佛被时间磨没了，更讽刺的是，真正选择站出来纪念的，是年轻一代。
而选择躲起来的，却是自诩“经验丰富”“见过世面”的政治人物，这种代际反差，清楚地揭示了一个事实：问题不在于记不记得历史，而在于敢不敢面对历史。
而这份“不敢”，并不是偶然，它来自一种长期形成的政治算计：把民族记忆当成风险，把历史立场当成负担。
正是在这种心态驱使下，沉默成了他们自以为最安全的选择，但他们没意识到，这种沉默，本身就是一种表态，也为后面的更大撕裂埋下了伏笔。
选票至上的算计国民党高层的集体沉默，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长期“选票至上”思维的结果。
如今的他们，在做任何决定前，先算的是得失，而不是是非，他们既想稳住蓝营基本盘，又惧怕被扣上“亲陆”“红帽子”的标签，既想反对“台独”，又不敢在关键议题上与大陆形成清晰共振。
这种两头讨好的姿态，本质上就是骑墙，更糟的是，国民党内部早已严重碎片化，“蓝皮绿骨”的投机者并不少见，有人甚至暗中与绿营互动，使得任何明确立场都可能引发内部反噬。
在这种结构下，最省事的选择，就是不说话、不表态、装作不存在，但历史并不会因为你不说话就消失。
就在这种万马齐喑的尴尬中，洪秀柱站了出来，她在公祭日当天直面历史，重新把三十万遇难同胞的重量摆到公众面前，并直接点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批评其否认侵略、挑衅地区秩序的危险言行。
这种发声，不讨巧，也不安全，却直击要害，但是这并非洪秀柱第一次逆风而行。
其实早在11月，她就已公开痛斥高市的言论，短时间内两次表态，恰恰说明她看清了真正的风险所在：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试图复活军国主义叙事，而这种趋势一旦被纵容，后果不只是历史问题，更是现实安全问题。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精于算计的“稳健派”，他们以为沉默可以换来安全，却没意识到，真正消耗选民信任的，正是这种关键时刻的退缩，而这种退缩，也为更深层的政治荒诞，提供了温床。
岛内政治的共同病灶这种对历史与真相的恐惧，并不只存在于国民党内部，民进党当局的表现更加赤裸。
为了阻止岛内年轻人了解真实的大陆，民进党以“诈骗”“安全”为由，强行封禁在台湾广受欢迎的社交平台，理由听上去冠冕堂皇，数据却彻底拆台：相关诈骗案件数量，远低于其他主流平台。
如果真是为了防诈骗，那该被封的名单恐怕要长得多，蒋万安市长对这种“双重标准”的公开批评，以及民众对当局“无能又心虚”的嘲讽，已经说明问题所在。
民进党真正害怕的，不是诈骗，而是信息流通，不是风险，而是真相被看见，他们害怕年轻人发现大陆并非宣传中的模样，害怕“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失去市场。
从国民党在公祭日的集体失声，到民进党对信息渠道的刻意封堵，岛内政客呈现出一种共同病态：软骨病与恐真症。
他们或为一党之私，或为一己之利，回避历史、逃避责任，把民族尊严和公共利益放在次要位置。
历史学者戴国煇曾痛斥“勾连外力、出卖主权”的行径，而今天这些人的做法，与之并无本质区别。
可是他们似乎忘了，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任人宰割的时代，无论日本右翼如何叫嚣，无论岛内政客如何装睡，现实力量早已决定，旧梦只能破碎。
洪秀柱说“纪念，是为了不再重演悲剧”，这不仅是对逝者的告慰，更是给现实中的人敲响警钟。
历史这面照妖镜已经摆在眼前，谁在低头悼念，谁在低头逃避，一清二楚，选择装睡的人，终究会被时代唤醒，或者被时代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