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许世友在南京长江大桥视察时，看到守桥士兵冒着大雪露天站岗，当即提出修建岗楼，管理人员却反对：“不行，会影响整体美观！”
许世友回到军区办公室，直接叫来了工兵连长。“明天天亮之前，”他用手指敲着桌面，“我要看到四个岗楼的地基挖好。”
连长愣了一下：“司令员，大桥管理处那边……”
“那边我去说。”许世友打断他，“你现在只负责一件事：调一个排，带够工具和材料，半夜上桥。”
当晚十一点，工兵排的卡车悄悄驶上引桥。战士们刚跳下车，远处就射来两道光柱。管理处的吉普车急刹停下，车上跳下来的人裹紧大衣，径直走向带队排长。
“谁批准你们施工的？大桥是国家级景观，任何改动必须……”
“司令员批准的。”排长继续指挥卸砖，“您有话，可以直接联系军区。”
来人愣在原地，看着战士们开始用石灰粉在地上画线。他转身回到车上，抓起电台话筒。
凌晨四点，地基坑已经挖到齐腰深。许世友的大衣上落了一层霜，他站在桥头，看着战士们一镐一镐砸开冻土。远处传来轿车的引擎声，这次来了三个人，为首的是市里的一位负责人。
“许司令，”负责人尽量让语气平和，“您的出发点是好的，但程序上确实需要补报。设计院担心影响主缆结构，至少等他们做个评估？”
许世友从大衣口袋掏出一张纸，递过去。那是守桥部队昨天的值班记录，上面写着：哨兵张建国，换岗时耳廓出现冻伤；哨兵李卫东，棉靴内部结冰。
“评估需要几天？”许世友问。
“最快……也得一周。”
“战士还能再等一周吗？”许世友看向桥上那个正在跺脚的身影，“结构问题，你们可以派工程师现场监督。如果今天之内不能动工，我就让战士搬进你们办公室站岗。”
负责人接过记录，看着上面潦草的字迹，沉默了几分钟。江风卷着雪沫打在脸上，刺骨的冷。他最终点了点头：“我们派两个人现场配合。但高度和外观，必须按设计院的补充意见调整。”
“可以。”许世友转身对工兵连长说，“听见了？继续干。”
天亮时，四个岗楼的地基已经浇筑完成。设计院派来的工程师测量了位置，在图纸上标注了几处修改：墙体厚度增加十厘米，屋顶坡度调整，颜色必须使用与桥体一致的浅灰。
许世友一一同意。他看着工人们开始砌第一层砖，对后勤部长说：“去准备炉子和棉帘，等封顶那天，直接运过来。”
第三天下午，砖墙砌到了两米高。总参的电话打到了施工现场，询问工程进展。许世友对着话筒，只说了三句话：“战士不再挨冻，岗楼不影响通行，结构经过复核。”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传来回应：“按规定完善手续。”
第四天傍晚，最后一个岗楼封顶。后勤部的卡车准时到达，战士们搬下铁皮炉子和厚厚的棉帘。许世友走进其中一个岗楼，新刷的石灰水味还没散尽。他在里面站了一会儿，伸手试了试墙壁的厚度。
“炉子生起来。”他对值班排长说。
铁皮炉里，木柴噼啪作响，热气慢慢弥散开。换岗的哨兵进来，摘下结了冰碴的棉帽，愣了好一会儿，才在炉边伸出手。
第五天，四个岗楼全部投入使用。那天夜里雪很大，但每个岗楼的小窗都透出暖黄的光。哨兵交接时，可以在里面搓搓手，喝一口热水。
一个月后，桥梁巡查组在报告里写道：“附属岗楼结构稳固，与主体桥梁连接处处理得当。”带队的专家离开前，特意摸了摸岗楼的外墙，对陪同的军官说：“看得出来，当时赶工，但质量没含糊。”
许世友后来很少再提这件事。只是第二年冬天，他乘车经过大桥时，让司机在桥头停下。他走到一个岗楼前，伸手摸了摸墙壁。砖面已经被风雨磨得光滑，浅灰色的涂料有些褪色，但依然牢固。
他站了一会儿，什么也没说。回到车上后，他看了一眼后视镜。镜子里，那个岗楼在漫天雪花中，稳稳地立在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