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从黑海之滨度假归来，当他走进会议大厅时，惊讶地发现自己的主席位置上坐着勃列日涅夫。
他没有马上发作，只是走到长桌旁空着的座位坐下。勃列日涅夫面前的烟灰缸里已经积了三个烟头，会议显然开始了一段时间。
“既然都到了，”勃列日涅夫没看他，而是环视在座的十二名主席团成员，“就继续刚才的议题。关于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同志近期的一系列错误，还有谁要补充？”
农业部长米高扬清了清嗓子。赫鲁晓夫看向他——这个多年的盟友，此刻垂着眼帘。“古巴导弹危机的处理……确实造成了不必要的被动。”米高扬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像在权衡。
“农业改革的口号很多，实际收成连续三年低于计划。”主管农业的波利扬斯基接着说，手里的钢笔在笔记本上轻轻敲着。
一条，又一条。赫鲁晓夫听着，手指在膝盖上缓缓收拢。这些指责他大多听过，在私下抱怨里，在报告的字里行间。但这样摆在桌面上，一条条列出来，由他亲自提拔的人说出来，是第一次。
“够了。”他打断正在发言的谢列平，“要说什么，直接说。”
会议室安静了几秒。
勃列日涅夫合上面前的文件夹：“中央委员会认为，你需要休息。你的健康状况已经不适合继续担任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
“谁认为？”赫鲁晓夫问。
“多数。”勃列日涅夫看向其他人，“需要表决吗？”
没有人说话。有人挪了挪身体，有人望向窗外。这沉默本身就是表决。
赫鲁晓夫站起来，走向墙边的电话。他拨了国防部的号码，听筒里传来占线的忙音。他又拨了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的直线，同样无人接听。他握着听筒，背对着长桌站着。电话机旁边的墙上挂着一幅苏联地图，从莫斯科辐射出去的红线连接着各加盟共和国。
他放下听筒，转过身：“如果我不同意呢？”
勃列日涅夫朝门口看了一眼。门开了，走进来两名穿便服的人，站在门内两侧。他们的手自然地垂在身侧，但站姿让西装外套的下摆微微敞开。
“你会同意的。”勃列日涅夫说，“为了党的团结。”
赫鲁晓夫看着那两个人。他认出了其中一个——去年在索契负责外围安保的克格勃中校。当时这人还为他挡开过围观的游客。
他走回座位，拿起自己的公文包。棕色的皮革已经有些磨损，角上有一小块褪色，是常年放在窗边被阳光晒的。他打开包，里面只有一副老花镜、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钢笔。他取出钢笔，在手里转了一下，又放了回去。
“下午的中央全会，”他问，“我还需要出席吗？”
“需要。”勃列日涅夫说，“程序要走完。”
下午三点，克里姆林宫另一间大厅坐满了中央委员。赫鲁晓夫走上讲台时，台下响起一阵轻微的挪动座椅的声音。他讲了四十分钟，从垦荒运动讲到住房建设，从导弹讲到玉米。没有人为他鼓掌，也没有人打断。当他讲到“我个人可能犯过错误”时，台下有人低头记录，有人望向天花板上的枝形吊灯。
最后他说：“我服从党的决定。”
表决持续了不到十分钟。解除一切职务。勃列日涅夫当选第一书记。举手时，他看到许多手臂迅速而整齐地举起，像经过排练。
散会后，他在侧廊等车。司机把车开过来，下车为他开门。坐进车里时，他看见后座上放着一份明天的《真理报》清样。头版已经排好，是一篇关于工业生产的社论，没有提到任何人事变动。
“回家。”他对司机说。
车驶出克里姆林宫大门时，他回头看了一眼。青铜大门缓缓闭合，卫兵持枪立在两侧，像往常一样。
第二天早上七点，他习惯性醒来。走到书房，桌上没有送来的文件箱。他坐下，打开收音机。新闻广播正在宣读中央全会公报，播音员平稳的声音念出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名字。
他关掉收音机。
窗外，莫斯科的秋天晴朗寒冷。街对面的公园里，几个老人正在长椅上晒太阳，手里的报纸被风吹得哗哗作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