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曾国藩施展毒计，除掉了死对头两江总督何桂清。何桂清死前，这才发现低估了这个“曾剃头”。
何桂清在刑部大牢的最后一天，狱卒送来的不是往常的粗食，而是一碗酒、一碟肉。他盯着那碗酒看了半晌，忽然仰头灌了下去，把空碗重重撂在地上。“曾涤生这是给我送行酒呢。”他抹了抹嘴，对牢房角落的老仆说，“你猜，他敢不敢来送我最后一程？”
老仆没敢接话。何桂清自顾自笑了起来，笑着笑着，声音哑了：“他知道我不敢，我也知道他不会来。我们这种人，到头来连仇人的面都见不着。”
他猜对了。曾国藩此刻不在北京，也不在安庆。他正坐在南京城外湘军大营里，盯着桌上一封刚到的密信。信是刑部一个笔帖式送来的，上面只有一行字：“已验明正身，午时三刻。”
曾国藩把信凑近烛火，烧了。纸灰落在砚台里，他盯着那点灰烬，出了会儿神。两年前，何桂清从常州逃跑时，大概没想到会死在一个他瞧不起的“乡下书生”手里。
何桂清最大的错，不是逃跑，也不是贪墨。是他以为，官场靠的是关系网和银子，而曾国藩靠的只是湘军的刀子。他忘了，曾国藩最厉害的，是等。
曾国藩等了他整整两年。这两年，湘军在前线跟太平军血战，何桂清在上海租界里花天酒地。但曾国藩没急着动他，反而暗中做了三件看似无关的事：先是让李鸿章稳稳接掌江苏，断了何桂清任何复起的可能；再让水师封锁长江各口，所有北上密信一律截查；最后，他找了一个早已告老还乡的浙江藩司老吏，重查咸丰年间的一桩旧案。
那案子本来已经烂在卷宗堆里了。八万两军饷，当年说是被太平军劫了，可老吏翻出当年粮台账簿，一笔一笔对，发现银子是在杭州城破前三天被人提走的。提银子的批条上，签的是何桂清的化名。
这证据不够。曾国藩要的是一击毙命。
机会在第二年开春来了。朝廷要整饬东南吏治，慈禧点了几个名，其中有何桂清的死对头。曾国藩连夜抄了三份证据册子：一份送恭亲王，一份送刑部，第三份装进铁匣，派亲兵直送上海道台衙门。
何桂清接到铁匣时，正在打牌。他打开只看了一页，手里的牌就掉在了桌上。姨太太问他怎么了，他愣了半天，说：“曾涤生要我的命。”
他试过所有法子。给北京写信，信在吴淞口被截了；装病请洋医生开证明，证明还没到，弹劾他“弃城焚民、贪饷误国”的折子已经进了军机处；他甚至想躲进英国领事馆，可码头早就布满了眼线。
最后那段时间，何桂清在租界的寓所里，每天都能看见对面茶馆坐着几个陌生面孔。他们不喝茶，只是坐着，眼睛时不时瞟向他的窗户。他知道，自己出不去了。
圣旨到的那天，是个晴天。何桂清听完“斩立决”三个字，反而平静了。他转头问传旨的太监：“曾涤生有没有带话给我？”太监摇头。何桂清笑了：“他就这点不好，赢了也不说句痛快话。”
押解进京的路上，他还在等。等那些收过他银子的大臣们递句话，等刑部堂官看在他多年孝敬的份上松松手。直到公堂之上，主审官直接把那本暗册摔在他面前，他才彻底死了心。
册子上记得太细了。哪年哪月，哪个盐商送银票，装在什么匣子里，连当时门房收了五两跑腿钱都写着。他嘴唇哆嗦半天，最后只问：“我能见见曾国藩吗？”
主审官没答话，摆了摆手。何桂清被拖下去的时候，听见背后有人低声说：“曾大帅交代了，不必见。”
行刑那天，菜市口围了很多人。何桂清跪在那儿，忽然抬头往南边看了一眼。那边是南京的方向。他张嘴想喊什么，刀已经落下来了。
消息传到曾国藩大营时，他正在部署下一步进攻。幕僚低声报了“何桂清已伏法”，曾国藩手里的笔顿了顿，在地图上的常州位置画了个圈。“传令各营，”他声音不大，但帐里每个人都听得清楚，“凡临阵脱逃、弃城害民者，以此为戒。”
帐外起了风，吹得军旗哗哗作响。曾国藩走到帐门边，看着阴沉的天，站了很久。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后来，有亲兵看见他烧了一本册子。纸页在火盆里卷曲变黑，最后只剩一点灰烬。曾国藩盯着那盆火，直到它彻底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