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汤恩伯登船逃往台湾,妻儿一个不落全带上,唯独把伺候了汤家20多年的发妻马阿谦丢在码头,51岁的她没哭没闹,只提了一个要求。
1949年五月上海局势全面崩坏,黄浦江码头挤满逃难人群。汤恩伯时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手握数十万军队的指挥权,手里握着撤离人员名单。二房妻子王竟白、三房家眷,还有一众亲生子女,连同贴身随从都拿到登船名额,大批金银财物也陆续搬上军舰。
马阿谦是汤恩伯早年明媒正娶的原配。一九一八年,十八岁的汤恩伯还只是浙江武义的普通青年,家境拮据。马阿谦嫁入汤家之后,操持全部家事,赡养公婆。汤恩伯想要远赴日本读书,家中拿不出钱款,马阿谦变卖全部嫁妆首饰,还向娘家借钱,凑齐留学开销,让汤恩伯得以走出乡村求取前程。
汤恩伯在日本结识军政人物陈仪。想要获得陈仪的扶持,有一个现实条件摆在面前,必须和老家原配解除婚约。为了自己的仕途发展,汤恩伯回到家乡,甩出三百块银元逼迫马阿谦签字离婚。当时马阿谦已经生下长子汤建元,她内心百般不情愿,可接连遭遇言语羞辱、宗族施压,只能在离婚文书上按下手印。
离婚之后马阿谦没有离开汤家老宅。公婆年事已高,孩子尚且年幼,她依旧日复一日劳作,赡养老人,抚育孩子。前后算下来,她在汤家劳作伺候二十余年。汤恩伯一路升官,迎娶新的妻子,拥有新的家庭,极少过问故土这边母子二人的生活。
解放战争末期,马阿谦辗转赶到上海。她心里清楚,汤恩伯属于战败一方,自己留在大陆处境艰难。她没有奢求恢复夫人名分,只盼望能跟着船只离开,寻一处安身的地方。汤恩伯见到她,直接拒绝,认定她是累赘,不肯给她一张船票。码头的警卫直接把她拦在登船跳板之外。军舰汽笛响起,轮船缓缓离岸,甲板之上是汤恩伯后来的家眷,马阿谦独自留在纷乱的岸边。
已经五十一岁的马阿谦没有当众哭喊纠缠。乱世之中,一个中年妇人,没有钱财,没有依靠,还顶着国民党高级将领原配的身份,生存的压力实实在在压在她身上。她没有选择四处上访讨要接济,而是走进当地办事机构,平静说出自己的诉求。
她只想要一份书面证明。证明她是汤恩伯明媒正娶的原配,证明她侍奉汤家长辈终老,证明她抚育过共同的孩子,证明自己二十多年的付出真实存在。她要的不是金钱补助,而是属于自己的一份清白,不愿远走对岸的汤恩伯日后随意抹除她曾经的经历。
工作人员核实过往的宗族记录、乡邻证言之后,为她出具对应的证明材料。马阿谦把纸张叠好贴身收好。后续当地本着不牵连普通家属的原则,给她安排可以自食其力的工作,让她靠劳动维持日常生活。
后世看待汤恩伯,不能只盯着军事层面的功过。他在抗战时期有过作战表现,可个人品性当中的功利与凉薄同样无法回避。为攀附权势,舍弃倾尽财力扶持自己的结发妻子;兵败撤离的时候,彻底将旧人抛在险境当中。功和错同时落在同一个人身上,这正是民国很多军政人物复杂的地方。
网络流传的故事里面,很容易走向两种极端。一部分人一味同情马阿谦,全盘否定汤恩伯全部的历史作为。另一部分人谈论战事功绩,直接无视原配半生的牺牲。两种视角都不够完整。马阿谦只是旧时代普通女性,她的人生被时代和他人的选择裹挟,她所求的不过是一份被承认的过往,并不追求额外的补偿。
这件事也能看见旧式婚姻残酷的一面。很多底层女性把人生全部寄托在丈夫身上,倾尽所有资源成全对方的前程。一旦男方地位发生改变,过往的付出就可以被轻易抹去。马阿谦难得的地方,在于遭遇背弃之后,没有沉沦在怨恨情绪当中,依旧守住自己做人的底线,依靠自身求得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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