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昆明中院法庭上，一名警察脱下警服，露出满身伤痕。他叫杜培武，是杀妻案的嫌疑人。审判长看了一眼，冷冷地说：“你说你没杀人，那你拿出证据来。”这句话，等于逼着被告自己证明自己无罪。可法律上，明明是控方必须拿出证据，这倒好，直接玩起了“有罪推定”的老把戏。

主要信源：（中国新闻网——从死刑死缓到无罪释放 刑讯逼供案反响强烈）

2000年7月，昆明，出狱那天太阳很毒。

杜培武走出监狱大门，光刺得他睁不开眼。

亲友围上来，有人穿着深蓝色警服。

他像被电击一样猛地后退，双手攥成拳头，浑身止不住地抖。

一个当了十一年警察的人，看到自己人的制服，居然怕成这样。

时间倒回两年前。

1998年4月22日，圆通北路停着一辆灰白色的昌河面包车，车窗缝里飘出臭味。

路人凑近一看，后座歪着两具尸体。

一个女人半边脸陷在坐垫里，一个男人一只手被手铐吊在车门上，手腕勒得发黑。

女的是王晓湘，市局通讯处民警。

男的是王俊波，石林县公安局副局长。

两人都是警察，身中数枪，配枪不见了，现场没指纹，没目击者。

杜培武是王晓湘的丈夫。

那几天他正满城找妻子，传呼机呼了几十遍没回音。

他跑交警队查事故，跑医院查无名尸，最后去市局报案。

结果，他没等到妻子消息，倒先被同事铐上了。

专案组认定他有动机：妻子和副局长死一块儿，肯定有私情，丈夫不杀才怪。

杜培武也是警察，懂枪，能清理现场，而且说不清案发当晚每一分钟在哪儿。

这些理由，在当时够判一个人死刑。

审讯室里，白炽灯二十四小时照着，不让他睡觉。

困了，耳光就来了。

后来，他被反铐双手，吊在铁门上，脚尖勉强点地。

电警棍戳在手腕、腋下，疼得他咬破嘴唇。

十天十夜，他没合过眼。

最后，他屈服了，按办案人员教的，编了一个杀妻杀人的故事：怎么跟踪，怎么开枪，怎么扔枪。

他说枪拆了扔进滇池，专案组真派人去捞了三天，什么也没捞着。

1999年2月，昆明中院开庭。

杜培武当庭翻供，解开囚服，露出后背、手腕上青紫交叠的伤。

律师拿出驻所检察拍的伤情照片，法医鉴定构成轻伤。

可法官说，刑讯逼供的辩解“证据不足”，不予采纳。

一审判他死刑。

他上诉，云南高院改判死缓。

一个警察，成了死囚，在牢里等死，每天数着天窗的光斑。

转机出现在2000年6月。

昆明警方破获杨天勇劫车杀人团伙，这伙人杀了十九人，抢了多辆车。

审讯时，一个叫柴国利的案犯交代：1998年4月，他们在圆通北路杀了一男一女警察，抢了枪。

警方打开保险柜，里面正是王俊波的配枪。

真凶找到了，杜培武的案子不攻自破。

2000年7月，云南高院再审，改判杜培武无罪。

他走出监狱，八百一十四天，从警察变成死囚，再变成自由人。

可自由的感觉并没有回来。

他看到警服就发抖，听到手铐响就缩手，夜里常惊醒，喊着妻子的名字。

国家赔偿给了他九万一千一百四十一元，算作关押期间的工资和律师费。

他要求的百万精神损害赔偿，因为当时法律没这条，被驳回。

两个对他刑讯逼供的警官，一个判了一年半缓刑二年，一个判了一年缓刑一年，都没坐牢。

杜培武案后来被写进法律教材，成了推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标志性案件。

二零一零年，两高三部出台规定，明确刑讯逼供得来的口供不能作证据。

二零一二年，这写进了刑事诉讼法。

一个警察用八百多天的牢狱，换来了法治的一块里程碑。

可对于杜培武，这块碑是血做的。

他回不了从前，只能在普通岗位上，把伤疤和判决书当教材，告诉后来的人。

口供不等于事实，程序正义不是空话。

如今，昆明街头的梧桐树又长高了。

那个灰白色的面包车早没了，圆通北路开了新店。

杜培武消失在人群里，过着安静的日子。

只是偶尔，他还会梦见那间审讯室，白炽灯刺眼，手铐冰凉。

醒来，他摸摸手腕上的疤，天还没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