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新开的白天鹅宾馆楼顶架上高射炮，霍英东无奈之下找廖承志帮忙，叶帅得知此事后托人给廖承志带去口信，最终一锤定音！

炮撤走了，心头的石头却没完全落地。霍英东站在白鹅潭边上，看着眼前这座二十八层高的白色建筑，脑子里想的全是开业后的事。他明白，这件事能解决，靠的不仅是几个人的沟通，更是上面释放的一个信号——改革开放，是要动真格的。
回到香港后，他催着团队加快进度。内部装修、人员培训、供应链对接，千头万绪。他最看重的是“四门大开”这个承诺，不是光说不练。当时内地高档场所多是封闭管理，老百姓路过门口都不敢多张望。霍英东坚持，白天鹅不仅要接待外宾，也要让广州市民能自由进出，看看喷泉，逛逛商场，甚至只是上个干净的厕所。管理层里有人嘀咕，说这样不好管理，人多手杂。霍英东摆摆手，说：“我们建的不是碉堡，是宾馆。开放，就得从‘开门’开始。”

转眼到了试营业。果然，大门一开，好奇的市民涌了进来。光洁照人的大理石地面，悬空飞瀑的室内园林，还有能看江景的玻璃电梯，每一样都让人看得挪不动脚。卫生间的干净程度成了街头巷议的新鲜事，不少人是专门进来“见识”一下抽水马桶和免费手纸。服务员都是精挑细选、紧急培训出来的年轻人，穿着挺括的制服，见到谁都微笑着点头。一开始有点僵，后来也慢慢自然了。
正式开业前夜，霍英东又住进了宾馆。他一个人从大堂走到餐厅，再从餐厅走到客房，摸一摸墙纸的接缝，试一试水龙头的水压。走到江边的露天平台，晚风带着湿气吹过来。他想起了架炮那会儿的焦虑，也想起了叶帅那边传来的干脆利落的口信。事情能办成，是赶上了时候。这里以后就不止是一座宾馆了，它会变成一个窗口，外面的人通过它看中国，里面的人通过它看世界。

开业那天盛况空前，中外宾客云集。霍英东忙着招呼，脸都笑酸了。他注意到，不少本地的老伯老太，也穿着体面的衣服，搀扶着进来喝早茶，眼神里透着一种自豪。那种眼神，让他觉得所有的周折都值了。
生意很快上了轨道，客房预约排到了几个月后。但挑战并没结束。管理团队发现，有些食材内地采购不到稳定达标的，只能从香港甚至国外运，成本很高。酒店运营的标准和内地当时的体系有很多摩擦，小到清洁用品的规格，大到财务结算的方式，几乎天天都有新问题要磨合。香港过来的管理层有时急得上火，觉得内地同事节奏太慢；内地同事也觉得港方要求太严，不近人情。霍英东成了最大的“调和剂”，他反复对两边说：“我们都在学，学怎么一起做事。慢慢来，但方向不能偏。”
宾馆的声誉渐渐传开了。它成了广州的新地标，不仅是接待外宾的重要场所，也成了很多内地单位学习“现代化管理”的样板。偶尔，霍英东还能听说，有些其他地方的项目遇到类似当年“楼顶架炮”的扯皮事，负责人会半开玩笑地说：“去看看人家白天鹅是怎么弄的！”他知道，白天鹅走过的路，正在为后面更多的开放项目摸着石头过河。
几年后的一个傍晚，霍英东再次来到宾馆顶楼。这里早已没有了高射炮的痕迹，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可以俯瞰珠江两岸的观景台。华灯初上，江面上船只来往，对岸的楼房也多了起来。他站了很久，什么也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