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校教授解万英深夜留下一句刺骨诤言：“为少数人谋取暴利，不用经济学家；让多数人共同富裕，须有马列信徒。”随后竟纵身一跃彻底告别了这个世界。
 
信源：解万英(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经济... - 百度百科
 
2000年7月26日的清晨，北京大学蔚秀园的一栋教工宿舍楼下，一声沉闷的巨响打破了校园的宁静。
 
几位早起晨练的老教师循声跑去，赫然发现躺在地上、早已失去生命体征的，正是北大经济学院的知名学者解万英。
 
消息传开，整个北大校园乃至学术界一片哗然。大家完全想不通，这位功底深厚、平日里低调谦和的学者，究竟为什么会走上这条绝路？
 
解万英的一生，在当时的经济学界算是个异类。上世纪九十年代，商品经济的大潮席卷全国，学术界也随之刮起了一股“向钱看”的风气。
 
不少学界同仁纷纷走出象牙塔，下海经商、给大企业当顾问、四处西装革履地走穴演讲，轻轻松松赚得盆满钵满。
 
可解万英却偏偏像个不开窍的“苦行僧”，死死守着自己那间简陋的办公桌，终日埋头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当时的经济学界，各种西方经济理论和市场至上的观点风头正劲，讲求效率、资本运作和个人收益成了不少人口中的香饽饽。解万英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他治学极其严谨，眼里揉不得沙子，对那些盲目崇拜西方资本理论、大肆为少数富豪和资本集团张目的言论极其排斥。
 
因为经常在学术研讨会上公开发言泼冷水，指出某些理论如果只顾效率而忽视公平，最终只会拉大贫富差距、伤害最广大普通劳动者的利益，被一些急于拥抱资本的市场派学者打上了“观念保守”“跟不上时代”的标签。
 
面对同行的冷落和边缘化，解万英没有选择妥协或者随波逐流。他生活极度俭朴，家里几乎没有像样的件套家具，把所有的心血和精力都投进了讲堂与著作里。
 
他常常跟学生们讲，搞经济研究绝不能只盯着少数人怎么发财，更要关注绝大多数普通工农群众怎么过上好日子。
 
但随着社会上功利主义风气的愈演愈烈，他发现自己的呼吁在铺天盖地的资本浪潮面前显得那么微弱，内心深处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与阵痛。
 
在纵身一跃前的那晚，解万英在书房里枯坐许久，整理好了自己所有的讲义与文稿，留下了那段掷地有声、直击灵魂的遗言：
 
“为少数人谋取暴利，不用经济学家；让多数人共同富裕，须有马列信徒。”这短短二十几个字，是他用生命提炼出的最后思考，字字如重锤般砸在了当时浮躁的学术界心上。
 
解万英离世后，他的遗言和这部用生命写就的答卷，在社会上引发了长达数年之久的剧烈震荡与深远反思。
 
许多当年曾与他争论过的学者，在面对日益凸显的贫富分化、行业垄断以及社会公平问题时，都不禁重新审视起这位“孤独守路人”当年的预警。
 
人们开始意识到，经济学如果失去了对大众福祉的关怀，沦为替少数资本集团服务的结算工具，那就彻底背离了这门学科最初的本意。
 
其实在我国近代和现代的历史长河中，像解万英这样甘愿为了大众利益和心中信仰而“唱反调”的学者并非孤例。
 
当年经济圈子里的马寅初教授，为了国家的长远发展，在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和误解时，依然坚持提出控制人口的理论，宁可被免职打压也绝不改口；
 
还有甘肃农大教授任继周，一辈子扎根在西北荒漠与草原，拒绝了无数高薪聘请，只为了给偏远地区的牧民找一条靠科学摆脱贫困的路子。
 
这些学者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骨气，那就是不迎合流俗，不拜倒在金钱与功利的脚下。解万英当年留下的那句硬话，如今依然在高校的讲堂和学术界耳畔回响。
 
它不仅是一个时代学者用生命发出的警示，更像是一面镜子，时刻提醒着后来的研究者们：无论时代怎么变，学术的根脉和知识分子的良知，永远要扎根在大地和最广大的普通百姓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