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第二野战军部队途经湖南醴陵时，派人慰问左权的母亲。左权1942年牺牲，他的母亲并不知道儿子已经牺牲7年，因为一直有人以左权的名义寄钱。

左权1905年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县平桥乡黄芋岭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左兆新，母亲张氏，都是佃农。

左权上有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大哥育林，姐姐毓春居次，二哥纪棠从小过继给叔叔左铭三为子，三哥应林，左权排行最后，是满伢子。

左权1岁多时，他年仅31岁的父亲便在贫困交加中病逝，当时左权的大哥才9岁，家庭的全部重担都落在了母亲身上。

左权母亲是一位性格坚强、吃苦耐劳的农村妇女。自从丈夫和公公相继离开人世后，她便含辛茹苦撑起了这个家。

1924年3月，左权考入孙中山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军政部在广州主办的陆军讲武学校，后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因为他在学习和战斗中表现突出，被保送入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军事，由于进军事学院必须懂俄文，就先到了中山大学。左权和邓小平、俞秀松、朱瑞等被编入第一期7班。

1928年秋他从中山大学毕业后，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正巧刘伯承也从上海来此留学，和左权编在一个班。

1930年春，左权奉命提前毕业，调回国内，分配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工农红军中工作。离开上海前，左权把从苏联带回的一箱书托寄湖南醴陵老家，并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虽回国，却恐十年不能回家，老母赡养，托于长兄，我将全力贡献革命。”

参加革命17年，左权没有回过家。1937年12月3日，左权写给母亲一封信，字里行间看不出是封家书，书信全文如下:

“母亲:亡国奴的确不好当，在被日寇占领的区域内，日本人大肆屠杀，奸淫掳抢，烧房子……等等，实在痛心。有些地方全村男女老幼全部杀光，所谓集体屠杀，有些捉来活埋活烧。有些地方的青年妇女，全部捉去，供其兽行。要增加苛捐杂税。一切企业矿产，统要没收。日寇不仅要亡我之国，并要灭我之种，亡国灭种惨祸，已临到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头上。”

“现全国抗日战争，已进到一个严重的关头，华北、淞沪抗战，均遭挫败，但我们共产党主张救国良策，仍不能实现。眼见得抗战失败，不是中国军队打不得，不是我们的武器不好，不是我们的军队少，而是战略战术上指挥的错误，是政府政策上的错误，不肯开放民众运动，不肯开放民主，怕武装民众，怕改善民众的生活，军官的蠢拙，军队纪律的坏，扰害民众，脱离民众……等。”

“我们曾一再向政府建议，并提出改善良策，他们却不能接受。这确是中国抗战的危机，如不能改善上述缺点和错误，抗战的前途，是黑暗的、悲惨的。”

“我们不敢[管]怎样，我们是要坚持到底，我们不断督促政府逐渐改变其政策，接受我们的办法，改善军队，改善指挥，改善作战方法。现在政府迁都了，湖南成了军事政治的重地，我很希望湖南的民众大大觉醒，兴奋起来，组织武装起来，成为民族解放自由战争中一支强有力的力量。因为湖南的民众，素来是很顽强的，在革命的事业上，是有光荣历史的。”

“我军在西北战场上，不仅取得光荣的战绩，山西的民众，整个华北的民众，对我军极表好感。他们都唤着“八路军是我们的救星”。我们也决心与华北人民共甘苦、共生死，不敢[管]敌人怎样进攻，我们准备不回到黄河南岸来。我们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当局对我们仍然是苛刻，但我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
母亲！你好吗，家里的人都好吗?我时刻纪念着！”

母子二人在翘首期盼中过了17年。

1949年，解放军南下时，左权母亲还在队伍中寻找她的“满伢子”。她从奉命去看她的左权战友囗里才得知儿子已经牺牲7年。

那钱又是谁寄的呢？原来是周恩来专门指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钱之光、刘一清以左权的名义按时给左权的母亲汇款，叶剑英还设法从香港转道寄给左权母亲金戒指和黄金。有了他们，左权的母亲度过了解放前最艰难的日子。

深明大义、坚韧如山的母亲，养育出舍身赴国、赤诚无悔的英雄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