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开国少将李迎希，因为误会，授衔时评低了一级，他对此十分不满，就写信给粟裕：“麻烦老首长给我当个证明人！”
一封信，只问一件事：1948年济南战役前后，我李迎希到底是不是山东兵团参谋长？
1955年秋，李迎希被授予少将军衔。真正让他心里过不去的，并不是肩章上少了一颗星，而是授衔前后传出一种说法：有人认为他当年在山东兵团只是“副参谋长”。这几个字，在别人看来或许只是职务差半级，在李迎希眼里，却等于把自己亲历的一段战争履历说错了。
他没有四处争辩，也没有拿着过去的战功找人诉苦。想来想去，他找了一个最直接的证明人——粟裕。原因很简单，1948年把他叫去谈话、让他到山东兵团当参谋长的人，正是粟裕。别人记不清不要紧，当年作出这项安排的人总不会记错。
事情要从1948年7月说起。豫东战役结束后，济南已经成为华东战场下一步的重要目标。到了8月，攻济方案逐渐明确，华东野战军准备拿下这座重兵守卫的大城市。承担攻城任务的部队约14万人，这意味着山东兵团的指挥机关必须迅速运转起来，参谋长的位置尤其关键。
这时的李迎希已经是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第二十二师师长。粟裕经过此前几次作战，对他的军事素质有了了解，认为他办事扎实、执行作战意图坚决，于是决定调他到山东兵团。
有意思的是，李迎希听到这个安排，第一反应居然是“不愿意”。
他不是嫌职务小，恰恰相反，是觉得摊子太大。他向粟裕说得很直接：自己能力有限，怕挑不起这么重的担子，而且自己更愿意下部队，不想长期坐参谋长的位置。最后他答应服从，但提出一个请求——济南打下来以后，希望还能回一线。
粟裕答应了。
1948年9月16日，济南战役打响。守军依托坚固工事防守，人民解放军采取多路突破、连续攻击的办法，到9月24日结束战斗，八昼夜攻克济南。这是一次规模很大的城市攻坚作战，兵力调动、炮兵使用、工程保障、命令传递和后勤供应都十分复杂。对兵团参谋机关来说，几乎没有哪一环能够出乱子。
战役打完，李迎希还真没忘自己的“约定”。
10月中旬，华东野战军在曲阜开会研究下一阶段作战问题。李迎希找到粟裕，提醒老首长：济南已经打完了，当初可是答应让我下部队的。此后他确实接到去第十三纵队任副司令员的安排，甚至已经准备收拾东西走人。
结果谭震林把他留下了。
理由也很现实：大战又要开始，山东兵团的指挥班子已经磨合起来，李迎希熟悉兵团情况，这时候换人并不合适。于是那个一开始“不愿意干参谋长”的李迎希，最终又留在原岗位，继续参加随后展开的淮海战役。
这段经历恰好说明了1955年李迎希为什么会那么较真。他如果真把“参谋长”三个字当成多大的荣耀，1948年根本不会一再要求下部队。七年后，他之所以非要找粟裕证明，是因为职务可以不争，已经发生过的事实不能说错。
到了1949年，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成立后，王建安任司令员，谭启龙任政治委员，李迎希担任参谋长，下辖第二十一军、第二十二军和第三十五军。也就是说，从山东兵团到第七兵团，他担任兵团参谋长并不是一次偶然的临时差事，而是一段连续的高级参谋工作经历。
1950年底，李迎希的工作方向再次发生变化。他奉命到北京参与组建军委工兵机构，担任工兵副司令员。对一个习惯野战部队生活的人来说，这又是个陌生领域。道路、桥梁、阵地构筑、工程保障，看上去不像冲锋陷阵那么显眼，却直接关系部队能不能走、装备能不能运、作战能不能持续。
到了1955年，武汉军区组建，李迎希被调去担任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这个军区属于新组建单位，很多工作需要重新建立体系。李迎希不仅参与军事指挥，还要处理作战、行政和保障方面的大量事务。从1948年的兵团参谋长，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工兵副司令员，再到武汉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他的职务变化其实有一条很清楚的线。
1955年9月27日，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当年授予中将175人、少将802人。李迎希最终获得少将军衔。就在这个过程中，关于他1948年究竟是不是山东兵团正式参谋长的议论传到耳中，这才有了后来写信找粟裕求证的事情。
这件事最后没有改变李迎希的少将军衔，但他最想弄清的那件事，已经有了答案。
所以再看这场风波，表面上争的是军衔，里面真正较劲的却是“履历能不能被准确记住”。1948年他不愿当参谋长，1955年却为了这个参谋长身份专门写信，看似前后矛盾，其实恰恰是同一种性格：职位给高给低，他可以服从；已经干过什么，就得是什么。
此后李迎希继续在武汉军区工作。1981年5月22日，他在武汉病逝，终年79岁。从济南城下那个不愿坐机关、总想着回部队的师长，到1955年为了三个字找老首长作证，这段往事留下的不是一个人对军衔的执念，而是一位老军人对自己经历的认真：荣誉可以让，事实不能含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