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张学良接受史学家唐德刚口述访谈时坦言，此生有一件事长久萦绕心头，十分懊悔。1929 年老虎厅事件，他下令处决杨宇霆。杨宇霆是张作霖时代奉系核心骨干，二人矛盾源于东北内部权力之争。多年之后回望这段往事，张学良对当年仓促诛杀杨宇霆一事心生悔意。

1933年春，热河危局压到张学良面前。

汤玉麟坐镇热河，撤换他的要求已经摆上桌面。张学良晚年回忆，他原本准备让宋哲元接手，却迟迟没有下令。理由很具体：“九一八”以后，他担心一动汤玉麟，对方会转向日本。

四年前，张学良处理另一名奉系重臣时，采取的恰是最激烈的办法。

1928年6月，张作霖在皇姑屯遇炸身亡。
张学良很快回到奉天，接掌东北军政大权。最高职位换了主人，张作霖留下的权力网络却仍在运转。杨宇霆长期参与奉系军政筹划，掌过东三省兵工厂，在旧奉系中资历深、人脉广；常荫槐长期经营交通行政，也掌握着具体机构和办事系统。

张学良取得最高名义以后，杨宇霆并没有退出中枢。
此后的分歧逐渐落到人事、铁路和对外事务上。张作霖时期形成的老臣辅政格局，与张学良要求集中决断的做法，越来越难并存。

1928年12月29日，东北易帜。
东北在政治名义上归入南京国民政府体系，铁路、外交、人事都被重新摆到桌面上。中东铁路牵涉对苏关系，东北各线铁路又关系交通、军政调动和地方行政。

常荫槐也不是陪同杨宇霆进府的次要人物。东北易帜后，他已任黑龙江省政府主席，同时主持东北交通委员会。1月10日提出的新机构若成立，他还将进一步掌握东北铁路事务。

张学良当场以事情牵涉外交为由拒绝立即签字。

1929年1月10日，杨宇霆、常荫槐到大帅府，提出设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推常荫槐主持。高纪毅等人的回忆中，杨、常带来了拟好的文件，希望张学良签字。

张学良没有签，让两人晚些时候再来。杨、常离开后，张学良召来高纪毅等人，布置处置行动。

当晚，两人再次进入帅府老虎厅。
卫士奉命将杨宇霆、常荫槐控制，随即执行枪决。两人没有经过公开审判，东北方面随后才发布布告和通电，列举阻挠统一等罪名。

处决后的动作也很快。张学良致信杨家，解释自己为何下手，并表示会料理后事、照应家属。枪口只对准杨、常本人，两家亲属没有被继续追究。

南京方面的陈布雷听闻此事后，把原因记作人事关系与东北局部权力递嬗交互造成的结果。张作霖死后半年多，奉系表面完成了接班，内部却仍在重新划分谁能决定重大军政事务。

枪声之后，张学良的处境迅速改变。他晚年谈到这段往事时说，此前奉系老人觉得他年轻，并不十分怕他；杨宇霆被杀以后，态度变了。张学良对东北军政系统的控制随之加强，老将公开顶撞最高统帅的代价也完全不同了。

张学良并没有在晚年把1929年的戒心全部推翻。
另一组口述中，他提到杨宇霆购置枪械、可能形成独立力量，还把1925年的郭松龄反奉当作前车之鉴。郭松龄原是奉军高级将领，起兵后一路逼近奉天。张学良亲历过一次内部高级将领突然转向武装对抗，此后对拥有部属、威望和独立网络的重臣保持警惕。

1929年1月10日以前，杨宇霆却没有像郭松龄那样公开起兵。
张学良没有等到一次公开叛变，也没有经过撤职、调查和审理，便直接切断了杨、常的政治生命。杨宇霆被清除后，张学良在奉系内部获得了此前没有的威慑力，同时也把最高层人事冲突和生死处置绑在了一起。

张学良晚年还提到，杨宇霆后来连被调往北京都害怕，担心一旦离开自己的地盘便遭杀害。老虎厅事件以后，老将面对调动、撤换时，多了一项现实风险。

四年后，这项风险落到了汤玉麟身上。
张学良已经准备换掉他，却担心汤玉麟因恐惧而转向日本，于是迟疑下来。唐德刚的访谈中，张学良正是在讲完这件事后，把话转回1929年：“我自个说，我大错了一件事，就是杀了杨宇霆。”

热河最终失守，张学良随后下野。
他没有说杨宇霆活着就一定能挡住日本，也没有否认当年对杨的疑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中，他仍谈内部叛变的危险；在唐德刚的访谈中，他又把处决杨宇霆称作“大错”。

1929年，杨宇霆被杀以后，奉系老人开始真正怕这个年轻统帅。1933年，张学良面对汤玉麟，却因担心对方投日，不敢轻易撤换。

六十多年后，谈到这两件事，他自己把前一次选择留下的两个字说了出来：“大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