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少将阮德辉回忆说：当年中国军队能安全撤走，不是越南军人胆小不敢追，而是黎笋下了那道秘密命令？1979年3月，中国军队开始撤退。几十万大军，拖着缴获的武器和重装备，队伍拉得老长——按照任何一本军事教科书，这都是发动追击的绝佳时机。

1979年3月5日，中国通过新华社正式宣布，对越自卫还击已经达到预期目的，边防部队从当天起撤回国内。这不是战场部队临时决定后撤，而是公开宣布、有组织实施的战略行动。经过2月17日以来十多天连续作战，中国军队已经在广西、云南两个方向完成主要作战任务，谅山、老街、高平等方向的战局也发生重大变化。撤军由此成为这场战争最后一个重要阶段。
真正值得注意的地方，也恰恰出现在这里。军事常识中，一支大规模部队脱离战场时，往往会出现队形拉长、道路拥挤、重装备转移缓慢等问题。如果对手拥有足够兵力，确实可能利用这个阶段展开追击。越南后来也一直有人讨论：既然南方的主力部队正在向北调动，为何没有趁中国军队撤离时发动一次大规模追击？阮德辉就是这个问题的重要当事人之一。1979年战争发生时，他担任越军325师师长。此前越军相当一部分主力部署在柬埔寨方向，北部能够迅速投入的正规力量受到限制。战争爆发后，越方开始把部分主力从南方往北调。阮德辉后来回忆，自己所在部队也是在这种背景下赶往北方，因此他对战争末段越军主力调动情况并非毫无了解。
2018年，已经年近九十的阮德辉接受越南媒体采访时专门谈到了“不追击”问题。他给出的解释很明确：当中国宣布撤军时，越军认为自己已经具备进一步作战的条件，但越方没有选择大规模追击，因为越南方面希望结束战争、恢复和平。这段公开采访后来成为许多中文文章讨论所谓“不追命令”的主要来源。问题也由此产生：这究竟是不是黎笋亲自下达的一道“秘密命令”？从目前可以核验的资料看，需要把两个概念分开。阮德辉确实证明了越方“不进行大规模追击”具有决策层面的考虑，而不是简单用“士兵害怕”四个字能够解释；但在2018年的公开采访中，他并没有披露一份所谓“黎笋秘密手令”，也没有给出文件编号、下令时间、传达渠道等能够相互印证的档案信息。后来一些中文网络文章把“不追击的政治决定”进一步演绎成“黎笋秘密下令”，证据链并不完整。
这并不意味着撤退阶段没有战斗。恰恰相反，大部队撤离绝不是排成长队毫无防备地往回走。中国军队采取的是有计划、分阶段、相互掩护的撤离方式，作战部队需要控制道路、山口和重要通道，警戒力量负责掩护主力以及装备转移。局部地区依然发生交火，因此把当时情况想象成越军完全站在原地看着中国军队离开，同样不符合真实战场状态。还有一个时间节点很关键。中国3月5日宣布撤军之后，越南方面恰恰宣布全国总动员。当时外界已经意识到，如果越军在中国军队撤退途中发动全面追击，中国完全可能重新扩大军事行动，战争规模就可能再次升级。1979年3月5日的西方报道也注意到了这一危险，认为追击可能导致中方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
因此，所谓“不追”，首先是一道战略选择题，而不只是战术选择题。阮德辉后来强调越方有条件继续作战，是站在越南军人的角度进行回忆；但从战争实际结果看，中国军队并没有因为越军主力北调而改变既定撤军计划。3月5日开始撤离以后，各部按照部署逐步回撤，到3月16日已经全部撤回中国境内，对越自卫反击战至此结束。随后出现的一个变化更能说明问题。中国完成撤军以后，越南方面提出举行外交谈判，并表示可以选择河内或者中越边境附近作为谈判地点。也就是说，军事行动告一段落以后，双方很快把接触重新转向外交层面。这个时间顺序说明，当时是否追击绝不仅由前线某个师、某个军团决定，它与两国下一步是继续扩大战争还是进入政治交涉直接相关。
至于后来广泛流传的“黎笋秘密命令”，目前更稳妥的结论是：越方高层确实选择没有发动全面追击，阮德辉本人也公开承认“不追”存在政治考虑；但要具体认定为黎笋亲自发布了一份秘密命令，还缺少能够公开核验的一手档案。把这一点写清楚，反倒更能看懂1979年3月的真实局面。中国军队从3月5日开始有组织撤离，到3月16日完成全部撤军，这是能够由当年公开报道和后来官方资料相互印证的事实。越军没有发动足以改变整个战局的大规模追击，同样是事实。至于原因，与其简单归结成“敢不敢追”，不如放到当时的兵力部署、战争升级风险和政治决策中理解。
四十多年后再看这一幕，真正值得研究的并不是一句带有传奇色彩的“秘密命令”，而是战争临近结束时双方都在计算什么。中国已经完成既定作战任务，按计划组织部队撤回；越方则必须判断追击会带来什么后果。3月16日，中国边防部队全部返回境内。战场上的枪声暂时停下，而那十几天撤军过程中没有出现一场改变结局的全面追击，本身就说明：决定战争走向的，从来不只是前线士兵有没有扣动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