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建希在二审听证会上哀求无罪释放，声称自己无法影响尹锡悦的用人决策，成为第一夫人让她失去了一切

2026年9月9日，韩国前第一夫人金建希出席“收受财物并为请托事项提供帮助”案件的二审结案庭审。面对法庭，她情绪激动并一度落泪，否认自己利用总统配偶身份替人谋取职位和利益，称丈夫尹锡悦成为总统后，自己反而失去了财富、名誉以及原本的生活。她还强调，真正与尹锡悦共事过的人都清楚，自己即使提出要求，也很难改变丈夫在人员任用上的决定。
这番陈述的核心，是把“总统夫人的身份”与检方所指控的“实际影响力”切割开来。金建希承认自己在处理一些事情时存在不够谨慎的问题，也向公众表达歉意，但坚持没有通过请托交换官职、项目或者其他利益。她在庭上反复强调，不能因为自己是总统配偶，就推定自己能够左右国家事务。这也是她为自己辩护时最重要的一层逻辑：身份显赫并不等于拥有实际权力。
可这恰恰与案件争议形成了正面碰撞。韩国检方指控，金建希在2022年至2023年期间，多次接受与政府人事、公共项目以及政治活动有关的请求，并收取价值约3亿韩元的物品。案件涉及的并非普通私人馈赠，而是检方认为送礼者带着明确目的，希望借助总统身边人的关系获取便利。相关财物包括奢侈品、名贵物品等，案件调查过程中，一些物品的取得时间、赠送对象以及背后的请托关系成为庭审重点。
2026年6月26日，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刑事21部作出一审判决，对检方所指控的相关受贿、斡旋行为全部认定有罪，判处金建希有期徒刑7年。法院认定，她收取财物与帮助传递、处理请托之间存在联系，并没有接受“只是礼物”“与权力无关”这样的解释。7年刑期让这场争议从政治风波进入了真正的刑事司法程序。
金建希随后提起上诉。到了9月9日的二审结案庭审，她没有把重点放在简单否认收受物品上，而是把自己的婚姻和总统夫人经历摆到了法庭中央。她说，自己在结婚之前经营企业时，经济条件比成为总统夫人以后更好；丈夫执政后，她失去了过去拥有的财富和声誉，也承受了巨大的家庭压力。她提到母亲受到案件影响，甚至表示家人已经承受严重的精神打击。这段自我陈述很容易让人注意到另一个事实：从2024年开始，金建希就持续处于韩国政坛和司法调查的中心。
其中，名牌包事件曾引发巨大争议。围绕她接受高价礼品、是否涉及请托以及是否构成违法，韩国检察机关和社会舆论长期存在不同看法。相关案件后来进入司法程序，与本次“3亿韩元财物”案件并非完全相同的法律事项。2026年4月，金建希在另一宗案件的二审中被判处4年有期徒刑，并被处以罚金5000万韩元。因此，9月9日的庭审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她多年争议集中到刑事审判阶段后的又一次较量。
检方在二审中并未接受她的说法。特别检察组认为，一审已经充分判断相关财物与请托之间的关系，没有理由降低刑罚，因此要求维持7年刑期。金建希面对的真正难题，也正在这里。她说自己不能影响丈夫任用官员，这是对“影响力”是否真实存在的回应；检方关注的却是另一件事：一个普通人或许没有能力直接决定人事安排，但总统配偶如果能够成为请托者与总统权力圈之间的联络渠道，本身就可能产生特殊价值。换句话说，案件审理的重点并不只是“尹锡悦是否真的听了妻子的话”，还包括相关人员为何愿意付出昂贵财物，以及他们是否相信这些礼物能够通过总统夫妇身边的关系产生作用。这也是一审判决没有采纳金建希主要辩解的关键所在。
从韩国政治史来看，总统配偶虽然没有正式公职，却天然处在权力核心附近。谁能够见到她、向她递话、请她转达什么，本身就可能成为一种资源。正因如此，法律审查的重点不会仅仅停留在“有没有签字决定”，还会考察行为人在整个关系链条中的作用。
金建希在二审法庭上的眼泪，则把案件带入了更加个人化的层面。她把自己的处境描述成一种人生代价：丈夫走上总统职位后，她没有得到想象中的好处，反而失去了原有生活。但刑事审判需要回答的，并不是一个人是否因为成为总统配偶而过得辛苦，而是被指控的具体行为有没有达到犯罪构成。财富减少、名誉受损、家庭承受压力，都无法自动决定案件的有罪或无罪。
截至9月9日，二审法庭尚未作出新的实体判决。摆在法官面前的，是金建希关于“没有能力影响丈夫”的辩解，以及一审已经认定的财物收受、请托关系等证据。她能否推翻7年刑期，取决于二审法院对证据和法律适用的重新判断，而不是庭上的眼泪本身。对金建希而言，“第一夫人让她失去一切”是她对这段人生经历的概括；对司法程序而言，真正需要厘清的却是另一句话：当总统配偶成为权力与外部人士之间的中间环节时，这种特殊身份究竟有没有被用来交换利益。这也成为9月二审庭审最受关注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