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实力？大寨分田单干后出现了很多问题，从1980年分田到户到1991年，水利设施损坏没人维修，梯田道路被洪水冲毁个人没能力重建，水浇地变成了旱地，粮食逐年减产，从粮食吃不了又回到了温饱线，人心散了没有凝聚力，1991年郭凤莲回到大寨，群众一致要求大寨重走集体化道路，短短几十年时间，大寨又站了起来，又一次成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典范。

1992年春，大寨一次组织了130人外出考察，几乎是一户去一人。
两辆客车开出昔阳，村民去河北看别的村怎样办企业。郭凤莲随后又往大邱庄、华西等地跑，找项目、找设备，也找愿意和大寨合作的人。

这一幕和二三十年前完全不同。
过去的大寨把人集中起来，是为了垒石坝、修梯田、治沟坡。
九十年代初再次把人组织起来，盯着的已经不只是山坡上的粮食，而是工厂、资金、技术和市场。

郭凤莲是在1991年11月重新回到大寨主持工作的。
此时的大寨并没有把已经承包出去的土地重新收回，也没有重新恢复统一出工、统一记工分。农户继续经营承包田，村里开始补另一块已经明显变弱的能力：一家一户干不了，或者干起来成本太高的事情，由村一级重新接起来。

大寨全面实行大包干，其实是在1982年底到1983年初，并非1980年一分田，粮食便一路往下掉。
1983年恰好出现过相反的一幕。

那一年，大寨粮食总产第一次超过一百万斤，人均收入由上一年的258元提高到570元。贾长锁一家五口承包8.5亩地，收粮八千多斤。他本人到煤矿挖煤，妻子参加果园承包，家里还养猪，家庭现金收入随之增加。分户以后，地里的投入同自家的收成直接连在一起，农户愿意多花力气，这个变化很快就反映在收入上。

可大寨还有另一笔账。
这里不是一马平川的平原。耕地一层层挂在山坡上，石坝、田间道路、水渠、机耕道连成一整套工程。一个农户可以把自己承包的几亩地翻好、施肥、除草，却无法单独解决一条穿过几十户土地的道路，也很难独自承担整段水利设施的维修。

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这种矛盾开始露出来。1987年韩丁重访大寨时，看到梯田主体仍然保存着，但一些田间道路已经受到冲蚀。昔阳其他村庄出现的问题更严重。那几年当地又连续受到旱情影响，农业产量发生波动。

这两件事同时存在：承包以后，农户种自家田的积极性提高了；可过去由生产队统一调动劳力、资金完成的公共事务，不会因为土地承包到户便自动找到新的承担者。

大寨当年的梯田本身就说明了这种差别。
一户人家能垒一截石墙，却很难凭一家之力把七沟八梁连成大片稳产田；一家能够买小型农具，也很难独自修路、治水、办企业。农业经营可以分到户，山村里的公共工程和资本积累却仍然需要跨过户与户的边界。

郭凤莲回村后，没有在土地上折腾回头路。

1991年底接受采访时，她承认承包以后农民生活有所改善，同时把水利等公共事务列入需要重新加强的范围。到第二年，大寨的动作已经从田里伸到了市场。

办羊毛衫厂需要钱，村里先向昔阳县财政借20万元，归还以后又从银行贷款。大寨又与外地企业合作，引进设备和技术。随后建材、贸易等项目陆续铺开，1992年成立经济开发总公司，把原来散落的经营项目逐步装进村级企业体系。
这套办法同过去生产队统一安排农业劳动已经不是一回事。

地仍然由各户承包，集体集中的是另一批东西：资金、机器、企业股份、外部联系和公共服务。农户自己种地，村里去谈贷款、办企业、修田、组织机械作业。农业里的“分”没有取消，经济活动里的“统”却重新长了出来。

变化很快落到收入上。
郭凤莲回村一年左右，大寨人均纯收入从700多元提高到1000多元。增加的收入越来越多来自农业之外。羊毛衫、建材、贸易、煤炭等项目不断增加，后来旅游业又进入村里的产业结构。虎头山、梯田和“大寨”这个名字，也逐渐成为可以经营的资源。

村集体手里有了稳定经营收入以后，钱又开始往村民身上回流。

1993年，大寨开始给60岁以上老人发养老金。此后标准逐步提高。
村里几次集中建设新住宅，农户承担部分费用，集体给予补贴。旅游公司发展起来后，村民家庭又以持股方式参与分红。

到了2008年，大寨已经形成建材、煤炭、旅游、饮品、服装等多种产业，当年上缴税金达到1791.4万元。此时的大寨，已经很难再用“集体种地”四个字概括。山上的土地仍然承包到户，山下的企业、股份、养老金、住房补贴，却由另一套村级经济支撑。

当年把土地承包出去，解决的是农户怎样把自己的田种得更上心；十多年后重新壮大村集体，接住的是一家一户接不住的修路、治水、融资、办厂和市场经营。

大寨后来没有把两者重新揉回旧制度。
山坡上，承包田还握在一家一户手里。村里的账本上，却有企业股份、经营利润、老人养老金和村民分红。
那两本账，一直并排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