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九十高龄的朱德委员长，将一生中最真挚、最崇高的军礼，献给自己的革命引路人、老战友周恩来总理。

1976年1月15日，人民大会堂举行周恩来总理追悼大会。朱德没有出现在会场。他已经90岁，身体十分衰弱。可就在几天前的遗体告别期间，他去了北京医院。

朱德来到周总理遗体前，鞠躬，又举起右手，行了一个军礼。
这只手带过兵，指挥过作战，也在无数军人面前举起过。此刻站在他面前的，却没有部队，没有等待执行的命令。躺在那里的人，五十四年前参与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又与他共同经历中央苏区、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岁月。

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时，朱德反而是年长、军旅资历更深的那一个。
1922年，朱德三十六岁，已经做过旅长，在旧军队中摸爬滚打多年。周恩来只有二十四岁。论年龄、带兵时间和战场经历，年轻的周恩来都排不到朱德前面。

可朱德那时正在寻找另一条路。
他已经离开云南原有的军政职位，到上海寻找共产党，还曾向陈独秀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没有获准。朱德没有回头恢复原来的生活，而是与孙炳文继续前往欧洲。

到德国柏林后，他见到了周恩来。
党组织没有因为朱德当过将领便直接接纳他。经过了解和谈话，1922年11月，朱德经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朱德的革命选择并不是从见到周恩来那一天才开始的。离开原来的职位，寻找共产党，远赴欧洲，都是他自己已经完成的行动。周恩来参与的那一步却同样无法省去：朱德终于从一个寻找共产党的人，成为共产党组织中的一员。

此后的道路很快把两个人带到了完全不同于柏林的处境中。
南昌起义以后，朱德率部转战，保存下来的武装后来走上井冈山。周恩来则长期承担党中央的重要工作。等到中央苏区和长征时期，两个人之间已经没有谁只负责“引路”、谁只跟在后面走的问题。
1935年遵义会议后，朱德仍任红军总司令，周恩来继续承担重要军事领导责任。

那时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支处在围追堵截中的中央红军。部队向哪里转移，哪些仗必须打，哪些接触必须摆脱，每一次决定都可能带来伤亡，也可能影响整支红军能否继续前进。
1922年，周恩来参与把朱德接进党组织。十几年后，两个人已经坐在同一场战争里承担责任。
抗日战争开始后，他们的工作又分开了。朱德承担八路军军事领导工作，长期面对敌后战场；周恩来则在武汉、重庆等地处理统一战线和国共交涉。战场与谈判桌相隔很远，却同时牵动着抗战局势。

1949年以后，枪声逐渐远去。
朱德继续担负党、国家和军队领导职务，周总理长期主持国务院工作。柏林见面时一个三十六岁、一个二十四岁，几十年后，两人都已白发满头。早年的介绍人与新党员，也早已变成共同承担过战争和国家事务的老战友。

1975年7月，两人的生命都进入了最后阶段。
周总理已经长期住院。朱德准备去北戴河休养。周总理得知后，请工作人员联系朱德，希望在他动身前见上一面。

高振普后来回忆，周总理当时还惦记着朱德年纪大，需要按时吃饭，特意控制会面时间。7月11日下午，朱德来到医院。工作人员随后退出，两位老人单独谈了一段时间。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坐在一起谈话。
半年以后，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
朱德此时自己也已经疾病缠身。五十多年前第一次见周恩来，他带去的是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中央苏区和长征时期，两个人之间还有军事行动需要讨论；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又各有国家事务需要处理。

到了北京医院，这些事情全部结束了。
朱德向周总理遗体鞠躬，然后举手敬礼。
年轻时的朱德比周恩来年长十二岁，军旅经历远比周恩来丰富；可在他寻找共产党的那一年，是二十四岁的周恩来参与把这个旧军人接进了党组织。后来朱德成为红军总司令，周恩来承担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责任，两个人又并肩走过几十年。

年龄没有改变那次入党介绍，早年的引路关系也没有把朱德永远放在被引领的位置上。战争把他们推到了一起，共同承担军事成败；建国以后，国家领导工作又把这段关系继续延长。

1月15日，朱德已经没有体力再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周总理追悼大会。
7月6日，朱德也在北京逝世。
他们最后一次坐下来交谈，停在1975年7月。最后一次面对面，停在几个月后的北京医院。
九十岁的朱德站在周总理遗体前，没有再递过去一份文件，也没有新的军事决定等着两个人商量。
他抬起右手，行了一个军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