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广州白天鹅宾馆被军方强制要求建立高射炮台，董事长霍英东无奈之下来到北京，托廖承志给叶帅诉苦，然而叶帅的反应却让所有人震惊。
霍英东回到广州时，那份“没事了”的轻松感只持续了两天。第三天一早，项目副经理敲开了他办公室的门，脸色发白：“军区的人来了，在楼下会客室。”
来的是位参谋，姓吴，肩章显示级别不低。他没有寒暄，直接把一份新的文件放在桌上：“高射炮台可以不建。但根据新的安全规定，宾馆顶层必须预留战时指挥平台，结构和承重需按军事标准改造。”
霍英东拿起文件，翻到图纸页。所谓“平台”，几乎占据了整个顶层旋转餐厅的设计核心区域。“这是换了个说法。”他把文件推了回去，“我要见能做主的人。”
“我就是来做主的人。”吴参谋身体微微前倾，声音压低了些，“霍先生，叶帅的话我们收到了。但规定是规定，广州有广州的情况。平台可以小一点，但必须有。这是底线。”
霍英东沉默了片刻，走到窗边。他看着外面初现轮廓的宾馆主楼，缓缓开口：“旋转餐厅是我的底线。它不只是一个餐厅，是这家宾馆对世界的姿态。改成指挥平台，姿态就全变了。”
“我们可以签补充协议，承诺和平时期绝不启用，不影响营业。”
“协议是纸，客人眼里看到的是实物。”霍英东转过身，“吴参谋，对面，珠江南岸那片滩涂，你看得到吗？属于区里的闲置地。我出钱，在那里按你们的要求建一个独立的、功能齐全的观测指挥所，产权无偿移交。顶层平台，请高抬贵手。”
吴参谋盯着他看了几秒，忽然笑了笑：“霍先生，你这算盘打得精。用一块边角地，换我的黄金楼层。”
“不是换。是给贵方一个更实用、更独立、更不受干扰的空间。顶层平台，你们用起来还要顾忌客人。对面那块地，全是你们的。”
吴参谋收起了笑容，手指在文件上敲了敲：“我需要请示。”
“请便。”霍英东坐下来，“我在这里等。”
等待的时间比预想的要长。霍英东让秘书取消了下午所有安排。他看着墙上的钟，一格一格地走。楼下的工地传来隐约的打桩声，一声一声，像敲在心上。
傍晚时分，吴参谋回来了，手里没拿文件。“上级原则同意你的替代方案。”他说，“但有三个条件：一，观测所规格必须由我们审定图纸；二，建设费用你方全额承担；三，竣工日期不得晚于宾馆主体封顶。”
“可以。”霍英东没有任何犹豫，“图纸明天就请你们审核。费用我保证，工期我盯着。”
协议当场起草签署。送走吴参谋，霍英东立刻叫来工程负责人和设计师，连夜开会。南岸那块地的情况被迅速厘清：地势低洼，需要先填土加固；地质报告显示有软土层，地基要打得格外深；所有建材和设备，因为涉及军用规格，需要单独采购渠道。
钱像流水一样花出去。霍英东每天都会过问进度，亲自盯着采购清单上那些特殊的电缆和合金构件。有高管私下嘀咕，为这么一个白送出去的观测所，投入是否太大。霍英东只回了一句：“顶层能保住，就值。”
施工到一半时，遇到了麻烦。按军区审定的图纸，需要一个特定型号的通讯塔基座配件，国内一时找不到货。工程眼看要停摆。霍英东动用了香港的关系，三天后，配件从欧洲加急空运过来。光这一项，运费就超过了配件本身的价格。
1983年初，观测所赶在宾馆封顶前如期竣工。移交仪式很简单，霍英东和吴参谋握了握手，签了产权移交书。那天风很大，站在南岸新修的观测平台上，能清晰地看到对岸白天鹅宾馆挺拔的白色楼体，顶层的玻璃幕墙在阳光下反射着光，完整而明亮。
宾馆开业前一天，霍英东独自上了顶层。旋转餐厅已经布置妥当，桌椅洁白，玻璃窗光可鉴人，珠江景色一览无余。他走到窗边，望向南岸那个小小的、灰白色的观测所。它静静地立在那里，不再构成任何威胁。
开业典礼上，军区送来了贺礼。霍英东让工作人员把它放在了大堂显眼处。剪彩时，他抬起头，看了看晴朗的天空，然后利落地剪断了彩带。
后来，那观测所一直立在江对岸。直到很多年后，周边高楼迭起，它才被拆除改建。而白天鹅宾馆顶层的旋转餐厅，始终迎着珠江的风，缓缓转动，接待着一拨又一拨的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