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伟大的历史转折点？

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在北京召开。
大会宣布“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又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列为新时期的根本任务。

现代化任务与旧有指导理论，同时摆在国家面前。

这一年，高考恢复，一批干部重新工作，工农业生产也在恢复。学校重新招生，机关和企业恢复秩序，经济开始回升。1981年的历史决议后来把1976年10月至1978年三中全会前概括为“在徘徊中前进”：恢复已经发生，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左”的错误仍受到阻碍。

1978年12月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公布。
文件宣布，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揭批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完成，从1979年起，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公报同时肯定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扩大地方和企业自主权，并要求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

几项变化被写进同一份中央全会文件。

1978年5月，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展开。过去已经作出的判断能不能重新检验，由理论争论进入党内政治生活。同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政府经济代表团访问西欧五国，考察工业、交通和企业管理。代表团回国后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引进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和改进经济管理的问题开始进入更具体的决策讨论。

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
原定主要讨论农业和国民经济计划，很快转入历史遗留问题、思想路线和工作重点。陈云等人提出平反冤假错案。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宣布为“天安门事件”等问题平反。

会议一直开到12月15日，整整36天。
会议期间，对专案处理方式也作了调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今后不再设专案组，党内问题交纪委处理，涉及司法的交由司法机关办理。

过去依靠政治运动和专案维持的一部分处理方式，开始让位于组织程序和司法程序。

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他提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要改革，地方和企业要有更多自主权，对新情况、新问题要研究处理。

几天后召开的三中全会，把这套处理现实问题的方向写入中央正式决定。

公报对经济管理的要求很具体：权力过于集中，要有领导地大胆下放；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应有更多经营管理自主权；要重视价值规律和经济手段。对外经济关系也有新的安排，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采用先进技术和设备。

三中全会还处理一批重大历史遗留问题，恢复和增选部分中央领导成员，选举产生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并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

工作重点的转移没有停在经济部门，干部、纪律和法律秩序也随之调整。

1979年7月，变化进入企业和地方。13日，国务院下发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等五个文件，在少数企业试行“放权让利”。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并决定先在深圳、珠海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

同一个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一次通过刑法、刑事诉讼法、地方组织法、选举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七部法律。前六部直接关系国家制度和社会秩序，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则为利用外资建立专门法律依据。

三中全会提出的民主法制和对外经济合作，很快有了可以执行的法律形式。

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农业文件当时仍限制包产到户；广东、福建的特殊政策到1979年才批准；经济特区的制度还要继续形成。对“文化大革命”的系统历史评价，也要到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完成。

改革初期经济工作还出现投资过急、比例失调等问题，中央随后作出调整。

此后，农业文件中有关包产到户的限制随着农村实践逐步调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认可；企业放权采取试点办法推进；广东、福建先行试验后，经济特区继续发展。

1978年公报没有列出的具体制度，一项项从地方实践、部门试点和中央调整中形成。

1981年的历史决议把十一届三中全会称为建国以来党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并把它同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重新确立联系在一起。

1979年7月13日和15日，两份文件前后只隔两天。
一份把经营管理权往企业放，一份把试验空间给到广东、福建，并允许深圳、珠海先试出口特区。

1978年12月公报里“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决定，到这里已经落成企业手里的权限、地方手里的空间和国家新立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