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红九军军长孙玉清被俘，敌人没有识破他的身份，谁知这时，红九军一个小战士看到他，竟脱口而出：“军长，你也来了”？

1937年5月，孙玉清被押进西宁时，已经不再是一个混在失散红军中的普通俘虏。马步芳亲自召集军政人员审讯他，试图从这个年轻将领身上打开缺口。可就在几周以前，酒泉南山一带的地方武装抓住孙玉清时，还没有立即弄清眼前这个负伤的人究竟是谁。

一个长期带兵的军级指挥员，为什么会突然变得“不像军长”了？
答案要回到孙玉清被俘以前。1936年10月，西路军西渡黄河时共有两万余人，其中红九军约六千五百人，孙玉清任军长。11月古浪苦战，红九军遭到重创，两千余人伤亡，军中骨干损失很大，孙玉清本人也负伤。

此后他离开红九军军长岗位，1937年1月又调任红五军军长。

几个月间，变化最大的却不是他的职务。
西路军进入河西以后，没有稳定根据地补充兵员和物资，粮食、弹药和伤员安置越来越困难。部队一边作战，一边损耗，军、师、团原有的组织链条不断断裂。

到了1937年3月14日石窝会议时，能够集中的西路军已经只剩一千四百多人，余部被分成几个支队进入祁连山。

孙玉清随王树声、李聚奎等人组成的小队向东转移。山中再次遭到袭击，小队被冲散，他只能带着少数人员继续寻找东返道路。3月间，他在酒泉南山、肃南一带与搜捕力量遭遇，负伤后被俘。
到这一步，原先围绕一个军长存在的东西几乎都没有了。

军部没有跟在身边，警卫和通信人员已经失散，下级部队也不存在。
红军当时又没有靠军衔肩章标明军长、师长的制度。孙玉清从一支军队的指挥位置跌进一群失散人员中，过去能够显示身份的组织关系已经被战败切碎。地方武装抓住的，只是一个负伤的红军人员。

孙玉清在红四方面军中已经担任多年高级职务，认识他的人很多；可只要离开这些熟悉他的干部战士，他的身份就能暂时隐去。军长不是刻在脸上的称号，它依附于一整套人与人的关系。

偏偏被俘以后，这套已经破碎的
关系又以另一种方式出现了。
失散红军陆续被搜捕、集中关押。山里彼此分离的人重新被赶进同一批俘虏之中。孙玉清能够瞒过没有见过他的地方武装，却很难瞒过曾经在红九军生活、行军和作战的战士。

一份亲历回忆把身份暴露的那个瞬间记得很具体：一个年轻战士认出孙玉清，脱口喊了一声：“军长，你也来了？”

紧接着发生的事情很清楚。
看守开始重新核查这个俘虏，孙玉清随后被从一般人员中分出，送到马步康所属部队。湖北地方党史记载，他被押到敌二九八旅以后，敌方已经弄清他的真实身份。

那名年轻战士面对的同样是俘虏生活，没有证据表明他知道一句称呼会带来什么后果。
况且孙玉清进入集中关押地点以后，周围认识他的红军越来越多；敌方又在不断追问姓名、番号和职务。一个曾经指挥数千人的将领，要在这样的环境里长期维持普通士兵身份，本来就越来越困难。

还有一个细节颇有分量。
古浪战斗以后，孙玉清已经离开红九军军长岗位，后来又调任红五军，可被俘红军认他的方式仍然是“军长”，马步芳方面后来也仍把他作为红九军军长处置。一道职务调整命令改变了岗位，却没有把多年形成的上下级关系一起抹掉。

身份一经查明，他的待遇立刻不同了。
当时大批西路军被俘人员被编入所谓补充团，或者被押往工厂、医院等处服苦役。孙玉清没有沿着普通俘虏的去向继续走。他被单独控制、逐级上报，并向西宁转押。5月17日前后，他被押到马步芳控制下。

到了西宁，马步芳已经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人。

一个月前，地方武装还没有立即识出的俘虏，此刻成了需要由马步芳亲自出面的高级红军将领。审讯之后又是劝降，孙玉清没有接受。

马步芳甚至把他带到被俘红军战士面前。这个安排原本要利用孙玉清原有的影响力，结果孙玉清仍向这些战士讲话，劝他们坚持下去。军长身份在祁连山中一度失去作用，到西宁以后，却再次成为敌方必须利用和压制的东西。

1937年5月下旬，孙玉清在西宁被杀，二十八岁。
从酒泉南山被俘到西宁遇害，他的处境改变得很快。部队被打散时，一个军长可以暂时消失在人群里；被俘人员重新集中以后，旧日的部属关系又把他的身份显露出来。

那声“军长”确实可能加快了这一过程，但随后真正改变孙玉清命运的，是身份核查、逐级报送、单独押解和马步芳亲自处置这一整条链条。

5月下旬，普通俘虏还在不同地点被驱使服苦役，孙玉清已经被单独关押。

几个月前围绕他的红军军部早已不存在，敌方却仍然把“红九军军长”这几个字牢牢按在了他的名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