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美军飞行员在9·11当天的亲身回忆。

“你们能紧急起飞多少架战机？”

2001年9月11日清晨，北美防空司令部（NORAD）致电驻扎在新奥尔良的第122战斗机中队。

“我们正在给战机挂载导弹，”我回答，“我们只有四名飞行员。”

五分钟后，电话再次响起。

“派出所有能升空的飞机，找到空军一号。”

我们紧急升空4架F-15战斗机，飞往巴克斯代尔空军基地，布什总统刚刚在那里向全国发表讲话。

无限制爬升至23000英尺。

“休斯顿管制中心，爵士1号，申请上升至44000英尺，航向330度。”

“爵士，高度、航向不受限制，这片空域交给你们。”

爬升途中，休斯顿管制中心再次通过无线电传来消息：
“空中目前只有另一架飞机，我猜那就是你们要寻找的目标。”

在我们飞速飞往路易斯安那州西北部的途中，无线电陷入一种诡异的寂静。

我们在雷达上捕捉到了空军一号信号，但距离尚远，这时收到通报：一队F-16已经抵达，负责护送总统专机。

我们当天执行的交战规则后来已经解密。
规则简洁，却令人心头沉重：副总统已授权我们拦截可疑目标，若对方不予响应，可以将其击落。

不妨想一想这句话。

长久以来，地理屏障守护着美国。两大洋将美国与敌国隔开，我们的训练，就是阻止威胁抵达本土。

但在9月11日，一切都变了。
敌人已经深入本国空域，飞机本身，就成了武器。

就在这一天，本土防御的定义被彻底改写。

我们不能假定下一次威胁和上次一样；不能再幻想大洋距离可以提供保护；更不能因为安逸，忘记我们需要警戒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