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小看“不惹事、不怕事”，但更高格局的准绳，当属“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这是伟大的战略自卫原则，是经过实践淬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器。站稳自卫立场，寸土不让、敢于斗争，无惧一切来犯之敌！

1972年12月，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有关粮食问题的报告，“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随之传达到全国。三个短句摆在一起，分量并不一样。前两个都在准备最坏的事：城市向地下挖，粮食往仓里存，国家要能经受战争。第三句却把力量的用途划了一条线：准备得再充分，也不以称霸为目标。
这种安排并非1972年才出现。

十多年前，新中国已经把积极防御确立为军事战略方针。防御，是战略起点；战争真正打到面前以后，战役和战斗并不排斥主动进攻。部队可以集中兵力，可以选择有利方向，可以用进攻手段完成防御任务。守，不等于缩在原地；攻，也不等于主动制造战争。

到了1969年，这种区别变得格外现实。
中苏边境连续发生武装冲突。苏联拥有庞大的常规军队和核武库，中国已经掌握原子弹、氢弹，却仍要面对工业规模、装备水平和战略投送能力上的压力。边境的一次枪响，如果继续升级，可能越过局部冲突，直逼全面战争。

中国没有因为这种力量差距停止准备。
9月，毛主席审阅国庆口号时，增加了反对侵略战争、特别是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的内容，并要求从当时起就有所准备。北京和各地加强战备，重要人员作疏散安排，防空设施继续建设。战争没有到来，国家却按照战争可能到来的方式调动起来。

几个月前，5月24日，中国政府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声明已经写下另一组安排。
声明重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同时提出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对边界个别地段，还允许在平等协商中作必要调整。

能打与愿不愿把战争扩大，在同一份文件里被分开了。
这一点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有清楚的轨迹。
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摩擦，共产党军队和根据地受到挤压。此时若一味退让，武装力量和活动空间会继续缩小；若主动扩大冲突，又会撕裂仍需维持的抗日统一战线。

毛主席在这一年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到9月，他又明确要求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不能超过自卫范围。

第二年，这种处置被进一步概括为自卫、胜利、休战。
对方没有发动进攻，不主动挑起冲突；对方发动进攻，则必须争取把它打退；达到目的之后，不把局部冲突拖成没有边界的战争。后来概括出的“有理、有利、有节”，每一层都有现实对象。
所以，“必犯人”从来不只是一个勇字。

它前面有“人不犯我”，后面还有“有节”。前者决定战争由谁挑起，后者决定反击走到哪里停下。少掉任何一头，这十六个字都会失去原来的结构。

1945年，这个分寸又落到土地和军队的实际进退上。
面对国民党方面的军事压力，毛主席提出“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但这里的“寸土必争”，并没有变成任何阵地都绝对不能放弃。必要时，部队仍可以作战术退却，根据地也可以调整局部部署。
若为了守住一块地把有生力量耗光，留下的只是一块空地；保存军队、保存政治权利、保存继续斗争的能力，才决定以后还能不能把失去的东西拿回来。

二十多年后，中苏边境危机再次摆出类似难题，只是风险已经扩大到核战争。
中国一面提高战备，一面没有中止接触。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谈，双方同意采取措施避免武装冲突，并继续通过谈判处理边界问题。此后，中方又提出维持边界现状、双方武装力量脱离接触等主张。10月，中苏边界谈判重新开始。
军队仍在戒备，谈判人员已经坐到了桌前。

如果没有反击能力，谈判容易变成压力下的让步；如果只有反击能力而没有收束战争的办法，一场边境冲突又可能拖着整个国家滑向更大的战争。毛主席所坚持的自卫原则，恰恰把两端同时卡住：不靠退让求安全，也不靠无限升级证明强硬。

这也是“寸土”二字在战略上的实际重量。主权不能拿来交换安静，军队却不必死守每一处战术位置；国家必须准备战争，却不能把战争本身当成目的。

1972年以后，各地的防空洞还在继续往地下延伸，粮仓也在增加储备。
墙上刷出的却仍是那九个字：“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洞是留给战争的，粮是留给困难的，“不称霸”则给手里的力量规定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