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配套法律，将流氓罪、拐卖人口等多项罪名最高刑罚提升至死刑。当时流氓罪罪状宽泛，量刑跨度极大，引发后世诸多争议。

为加快办案效率，上诉期由10天压缩为3天，死刑核准权下放至省级高院，二审与复核程序实质合并。同时公检法联合办案，司法相互制约被削弱，个别案件从侦查到执行仅用时六天 。

严打的出现有着现实背景：文革后司法体系受损，大批知青返城，刑事案件数量大幅攀升，恶性大案频发。官方将其定性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要举措。

但严打的效果难以持久，1984年发案短暂回落，之后再度反弹。最高检的研究文章指出，重打击轻从宽带来不少问题，“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正是对这段历史的反思。犯罪学研究表明，刑罚威慑重在破案确定性，而非一味加重刑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