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放弃官场去办实业，当年的纱厂开在哪里，规模有多大？

1894年那次殿试，张謇拿了状元。四十一岁，二十多年的科举路，终于走到头了。朝廷给了他一个翰林院修撰的位子，算是应有的安排。

按这条路走下去，仕途是有的。但张謇在翰林院里没待多久。

同年，北洋水师在黄海被日本舰队打败，第二年签了《马关条约》，赔款两亿两白银，还有台湾。张謇写了奏折，递上去，没有回音。

他在北京待着，越待越觉得靠这套路子什么都救不了。

1895年前后，他离开翰林院，回到南通老家，打算做另一件事。

放弃翰林，转做商人，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大的落差。士农工商，他是从最高的那一格往下走。

外人怎么看这件事，各有各的说法。

张謇自己的记录里没有太多对此的解释，他脑子里装的是一道更具体的经济问题：中国每年进口大量棉布，而长江下游一带产棉丰富，为什么不能在本地建纱厂，把棉花纺成棉纱？

他给厂子起名"大生"，取自《周易》里"天地之大德曰生"一句。这名字选得有点意思，不像普通商业工厂的命名逻辑，带着某种自我期许的意味在里头。

厂址选在南通唐家闸。

唐家闸在南通城外，处于运河水系沿线，水运方便，进原料、出成品都走得通。地价不高，周边有一定的劳动力基础。这些条件加在一起，让唐家闸成了建厂的合适地点。

但地选好了，钱是另一件事。

张謇最初的筹款思路是走官商结合的路子，拿着方案找两江地区的官员谈，也确实拉来了一批官股承诺。

但官员入股这种事，从承诺到真正把钱交出来，中间有很长的距离。

钱说好了要来，就是不来，或者来了一点，剩下的继续拖。他转向商人募股，通州一带的商人对这件事普遍保持观望，一个状元说要办纱厂，听起来不像是很稳的投资。

募股进展缓慢，有时候一个月都见不到几个愿意真正掏钱的人。

更麻烦的是，工地不等人。地基开了，机器订了，定金付了，账上的缺口摆在那里。

张謇当时写信给朋友，形容自己的处境，用了"受困"两个字，说几乎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这段时间他几乎每天都在和资金问题周旋，拆东墙补西墙，能撑一天是一天。

这种窘况拖了将近两年，各路资金才陆续到位。

1899年，大生纱厂正式开车投产，地点就在唐家闸原址上。

建厂初期，大生一厂的规模以纱锭数计算，在当时国内民营棉纺企业中属于中等以上水平。张謇此后持续推进增资和扩产，厂房分批扩建，产能逐步提升。

到20世纪头十年，一厂已在江苏棉纺业里站稳位置，开始出现稳定的盈利。

随着一厂站稳，张謇开始在南通之外另设分厂，沿江苏沿海一带陆续建起大生二厂和大生三厂，配套的轧花、织布、仓储等环节也相继跟上，从棉花到成品的链条逐渐连通。

与此同时，他还在南通创办了垦牧公司，把沿海荒地开垦成棉田，自产原料供应纱厂；又办起面粉厂、油厂、纸厂，把实业的范围向外延伸。

厂之外，他在南通陆续建了通州师范学校、图书馆、博物苑、医院、剧场。

他的设想是让工业收益支撑城市建设，城市建设反过来给工业提供稳定的环境。用今天的话说，他是把南通当成一个整体项目来做，而不是单纯开了几家工厂就算完。

一战期间，欧洲各国无暇向中国倾销工业品，本土棉纺业借着这个窗口快速扩张，大生从中获利颇丰。这几年是张謇最接近他设想中那个局面的时候。

好景没有持续太久。1918年欧战结束，欧洲纺织品重新涌入，市场竞争骤然加剧，大生的利润开始收窄。

多年大规模建设积累的债务也在这时开始压过来，两头叠加，资金周转愈发吃力。到1920年代中期，大生一厂已经将厂产抵押给银行借款维持运营，经营局面相当难看。

1926年，张謇在南通去世，年七十三岁。他走的那一年，大生纱厂正处在它最难的时候。

大生一厂旧址至今保留在唐家闸一带，部分建筑已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运河还在，只是河上的货物早已换了别的东西。

偶尔有人去那里看一看，看看旧厂房，说一说张謇当年的事，然后各自散去。

参考来源：
章开沅：《张謇传》，中华书局，1986年
《张謇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南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南通市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