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称帝之前，身边的幕僚里有没有人公开劝阻。

1915年12月，全国国民代表大会的投票结果出来，赞成君主立宪的票数是1993票，反对票零票。

这个数字看起来整齐得很，实际上也确实整齐，因为这场投票打从一开始就没留反对票的空间。

袁世凯在中南海等着，周围的幕僚也等着。真正值得问的是，在事情走到这一步之前，他身边有没有人认真说过一句"这条路走不得"。

有，但极少。而且大多数说了之后，事情依然按原来的轨道走下去。

要说清楚为什么劝阻的人这么少，得先看看这件事是怎么被一步步推着走到那里的。

1912年袁世凯当上民国大总统，那时候帝制还不是台面上的话题，共和是当时的大势。

但从1913年二次革命被镇压之后，权力越来越集中，1914年颁布的《中华民国约法》把总统权力扩张了很大的空间，任期的限制也几乎名存实亡。

周围的人开始揣摩风向，说话的尺度跟着悄悄变了。

真正把帝制往台面上推的，是1915年8月成立的筹安会。牵头的是杨度，跟着署名的还有孙毓筠、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以及严复，共六人。

筹安会的名义是研究国体问题，实际上是在公开造势，为帝制提供理论背书。

严复后来是后悔的。据其书信记载，他承认自己被拉了进去，认为这是平生的一大污点，措辞相当沉重。但悔意归悔意，1915年那时候他的名字白纸黑字签在上头，覆水难收。

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在这件事里起了不小的推波助澜作用。

据历史记载，袁克定为了让父亲相信舆论一片支持，专门伪造了一份假的《顺天时报》，把原版报纸里的反对声音全部删掉，换上赞颂帝制的文章，每天送给袁世凯看。

这件事后来被揭穿，袁世凯得知真相后震怒，但整个帝制进程并未因此停下来。

还有一个常被提到的人物是美国顾问古德诺。

他受聘为袁世凯的宪法顾问，1915年写了一份备忘录，分析中国政治条件，认为就当时国情而言，君主制或许比共和制更适合中国。

这份文件被帝制派大加宣传，作为外国专家背书的证明。

古德诺后来澄清，文件被断章取义，自己并非主张复辟帝制。但这份声明出来的时候，帝制舆论的机器已经转了很久了。

就在各路人马忙着劝进、造势、签请愿书的时候，袁世凯近旁有没有人说过反话？

张一麟是当时袁世凯身边的机要秘书，是实际接触核心事务的近臣。

据史料记载，张一麟明确表示过反对，正式上书，措辞相当直接，说恢复帝制是走向失败的路子，劝袁世凯不要迈这一步。

袁世凯没有采纳，张一麟后来请辞离去。

一个在权力中枢多年的人，选在这个节骨眼上挂冠而去，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段祺瑞的情况稍有不同。段祺瑞当时任陆军总长，是北洋体系里举足轻重的人物，算不上纯粹的幕僚，但段祺瑞的态度对袁世凯的判断有相当分量。

帝制运动推进期间，段祺瑞对各种劝进活动保持距离，借口生病跑到西山，把整个劝进流程都撇开了。

需要联署表态的场合，段祺瑞拒绝签名。

袁世凯登基之后，段祺瑞托病不肯就职，双方关系实际上已经相当僵。

这种沉默和回避，在那个环境里已经算是一种抵制了。直接开口说"不该这么干"，需要付出的代价比今天想象的要大得多。

梁启超在那时候公开发声，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在报刊上公开驳斥帝制论，影响很大。

但梁启超当时不在袁世凯身边，属于体制外的声音，对袁世凯的实际决策影响有限。

帝制进程在1915年年底走到最后一步，袁世凯接受劝进，宣布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定年号洪宪。

消息出去不久，云南率先宣布独立，护国战争开始。蔡锷和唐继尧在昆明起兵，各省随后跟进或观望。支撑局面的北洋将领里，不少人态度暧昧，拖着不动。

局势一旦倒向那个方向，身边的人换台词的速度也相当快。

洪宪帝制只维持了八十三天。1916年3月，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同年六月在北京去世。

张一麟那封当年的上书，后来留在了史料里。那份请愿书上1993个赞成票背后的名字，没有几个人还记得，但张一麟的名字反而因为那次反对留了下来。

这两件事放在一起，倒也说明了点什么，只是说明什么，各人读法不一样。

参考来源：
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年
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武汉出版社，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