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童之所以认罪，是出于诉讼策略的考虑。香港刑事诉讼程序分为事实认定和量刑两个阶段，以此前被定罪的若干罪名和公诉方所掌握的证据，在事实层面进行对抗效果并不理想，而且会导致审理时间过度延宕。因此选择自认事实，不但有利于加快包括瘫痪机场在内大量未决罪名的审理进度，而且认罪悔罪态度可以作为量刑程序中的宽宥情节发挥作用，这就进入了办案法官的主观裁量范畴。简言之，认罪就是避免作为典型在法院审理中钝刀子割肉，争取从轻量刑的技术性选择。

此前在占中事件中，大量乱港分子的待决案件就因为审理速度长期被搁置，直到六年后的暴乱开始都没有审结。这也客观上使得很多嫌疑人没有入狱服刑，与在暴乱中大比例被取保的嫌疑人一道推动了暴乱的持续升级。如今在司法慢刀挥到自己头上时，他们也能及时改变策略进行规避，可以说是把游戏规则研究到了极致。

在大局已定的当下，香港司法系统中仍然存在着对暴乱分子的同情者，随时有借程序细节为其开脱的危险。因此我们也不应该认为已经大功告成，将河童认罪理解为悔过伏法。治理的种种挑战，也才刚刚开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