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曾国藩施展毒计，除掉了死对头两江总督何桂清。何桂清死前，这才发现低估了这个 “曾剃头”。

在晚清的官场格局当中，何桂清算得上是年少得志的代表人物。

他十几岁考取举人，不到二十岁便跻身进士行列，凭借过人的才思，一路平步青云，四十出头就坐上两江总督的高位，手握江南数省军政财权，风光一时无两。

反观曾国藩，科举之路走得磕磕绊绊，后来依靠地方团练拉起湘军，才在乱世之中搏出一席之地。

在何桂清眼中，曾国藩不过是半路起家的地方武装首领，并不值得自己放在眼里，两人在江南军务、粮饷调度上面积攒下很深的矛盾。

太平天国战事爆发之后，湘军在江西一带苦战，急需两江总督辖区调拨钱粮物资维持部队运转。

可何桂清处处设置阻碍，以府库空虚为由拒绝配合，不断压缩湘军的补给来源，双方的隔阂越积越深。

真正让何桂清跌落权位的，是1860年江南大营溃败之后的常州事变。

太平军兵锋直逼常州，身为最高军政长官的何桂清没有组织军民固守城池，反倒一心打算抽身逃离。

当地的士绅百姓拦在道路之上，苦苦哀求总督留下来主持防务，何桂清竟纵容身边随从开枪驱散，造成十多名请愿民众殒命，自己强行突围出逃。

何桂清辗转来到苏州，当地官员拒绝接纳他入城，还递交奏折弹劾他弃城溃逃的罪责。

没过多久，常州、苏州接连陷落，江南大片富庶区域落入太平军掌控。

朝廷得知情况之后，当即下旨将何桂清革职捉拿进京问罪。

恰逢英法联军攻入京城，咸丰皇帝逃往热河避难，这件案子就此被搁置下来。何桂清躲进上海租界，依靠昔日旧部四处斡旋，觉得自己根基尚在，还有很大翻盘的机会。

等到政局更迭，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这桩旧案再度被朝堂提起。

朝廷通过交涉，将藏匿租界的何桂清抓捕押回京城，刑部初步拟定斩监候的处置。

何桂清在朝中经营多年，人脉盘根错节，十七位朝廷大员接连上书为他求情，不少人搬出过往律例，认为不应当直接判处死刑。

何桂清也拿出下属的文书，辩称自己撤离常州是听从部下建议，属于战略转移，并非贪生怕死弃城逃跑。

一时间朝堂之上，为何桂清开脱的声音占据上风，掌权的太后也有意谨慎处置一品大员，案件的走向出现转机。

朝廷考虑到曾国藩刚刚接任两江总督，熟悉江南全部来龙去脉，便把复核该案的任务交到他手上。

曾国藩没有罗列大量私人恩怨，也没有进行情绪化的控诉，只用一段简短的奏疏，就击碎了何桂清所有辩解空间。他提出封疆大吏守护城池是立身根本，不能拿属下的意见当作自己出逃的借口；评判大臣的罪责要看内心真实动机，不必纠结有没有下属呈报的书面公文。

这番论断跳出文书证据的纠缠，直接上升到封疆官员的操守纲纪层面。

这番表态精准戳中晚清时局的痛点。彼时湘军正在东南战场浴血拼杀，如果弃城出逃的总督能够保全性命，前线将士的士气必然遭受重创。

奏折递入紫禁城之后，朝堂风向扭转，原本打算施以宽宥的大臣不敢继续发声，太后心中的犹豫也消散。纵然何桂清才智出众、交际广泛，所有的求情斡旋全部失去效用。

1862 年冬天，何桂清在北京菜市口被执行死刑，成为清代为数不多被公开处斩的总督级高官。

直到身陷刑场，何桂清才幡然醒悟，自己一直轻视的曾国藩，不靠谩骂构陷，仅凭一纸公文，就站在纲纪道义的制高点，断绝了自己全部生机。

何桂清的倒下，代表传统科举出身的封疆官僚势力遭受重挫，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集团，进一步牢牢掌控东南军政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