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6月，国民党上将刘汝明在军事会议上，将出言不逊的黄埔将领刘伯龙一拳打倒在地。在场的杂牌将领，对跋扈的刘伯龙本就不满，心中纷纷叫好。


1948年6月中旬，徐州剿总的小楼里头开了一场军事会议。那会儿电风扇还算稀罕物，会议室天花板上装的那台吊扇已经开了最大档，叶片转起来依旧显得懒洋洋。


窗外知了叫得正凶，屋里却没人觉得聒噪，因为更大的燥热来自与会者本身。各绥靖区、各兵团的司令官、军长坐了一圈，军装领口松的松，扣子解的解，地图上的红蓝箭头却越压越紧。


墙上的大幅军用地图显示，豫东一带的形势已经糟得不能再糟，开封刚刚易手，各路援军磨蹭了半个月，连共军主力的影子都没摸着。


会议起初照旧由参谋长念战报。声音平板，像在读一份菜单。听到"共军主力动向不明"时，有人开始咳嗽，有人低头看表。


坐在西侧的刘汝明，把茶缸子捧在手里，却没喝，只是用拇指一遍遍摩挲着缸沿。他是西北军旧部，冯玉祥的老底子，如今顶着个第四绥靖区司令官的头衔，在黄埔嫡系林立的徐州剿总里，向来不受待见。


他的军装洗得发白，领口磨出了毛边，跟周围那些笔挺的将官服比起来，显得有些寒酸。


轮到讨论环节，坐在东侧的刘伯龙清了清嗓子。他是黄埔三期，贵州人，当时当着第八编练处主任。此人有个习惯，说话前总要先将白手套摘下来，慢条斯理地折好，放在桌角，这才开口。


他的贵州口音不重，但咬字极狠，说到"某些部队"四个字时，右手食指已经点到了桌面上。


"某些部队，打仗不行，保存实力倒是有一套。"刘伯龙眼皮没抬，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几十万大军摆在这儿，天天叫苦，不知道苦给谁看。豫东这一仗，要是有人肯实心实意地打，开封至于丢吗？"


屋里安静了几秒。刘汝明手里的茶缸子停在半空。旁边有人看见他腮帮子上的肌肉绷了起来，像一块石头。


刘伯龙似乎没看见，又或者看见了也不在意。他端起面前的水杯，抿了一口，接着说："要我说，不是共军太强，是有些人压根不想打。


占着茅坑不拉屎，占着兵团司令的位置，脚底抹油的本事倒是一流..."话没说完，"砰"的一声，刘汝明手里的茶缸子砸在了桌上，茶水溅出来一小片，在地图上洇开一个湿团。


刘汝明个子不高，但肩膀极宽，那年他五十六岁，按说已是老将。他"唰"地站起来，椅子腿在地板上划出刺耳的声响。


他没有像旁人预料的那样拍桌子对骂，而是两步绕过桌角，径直走到刘伯龙面前。刘伯龙刚要抬头，一记右勾拳已经砸在了他左脸上。


那拳带着风声，结结实实，是从下往上发的力。刘伯龙连人带椅子向后翻去，"哗啦"一声，桌上的水杯、地图夹、那副金丝边眼镜，稀里哗啦散落一地。他的身体撞在身后的墙板上，发出沉闷的响声，震得墙上的地图都颤了颤。


吊扇还在头顶慢慢转着。所有人都愣住了。


刘汝明站在原地，右手的指关节红得发紫。他低头看着地上的刘伯龙，胸口起伏，喉头动了一下，却没说话。


倒是刘伯龙，仰面躺在地上，半边脸已经肿起来，嘴角渗出血丝，一时间竟没回过神。


他大概没想到，这位"杂牌"上将真敢在剿总的会议室里动手，而且打得这么狠。他挣扎着想撑起身，手肘在地板上滑了滑，又跌回去，狼狈得很。


过了大概两三秒，屋里才有人咳嗽了一声。坐在左侧的几位地方部队出身的将领，有的把脸扭向窗外，有的端起茶杯挡住嘴，嘴角却压不住地往上扬。


一位姓李的军长掏出烟盒，慢吞吞地敲出一根烟，点火的时候手有点抖，可脸上的表情分明是松快的。另一位老资格的师长甚至轻轻"嘿"了一声，赶紧低下头，假装整理自己的腰带。


他们平日里受够了黄埔嫡系的气，今天有人替他们出了这口恶气，心里头那声"好"差点就要喊出来。


黄埔系的几个将领脸色铁青。坐在刘伯龙旁边的一位少将想伸手去扶，可看到刘汝明还站着，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来，尴尬地僵在半空。剿总的参谋长终于反应过来，拍了一下桌子："成何体统！


都住手！"可他的声音明显发虚，后半句被吞进了喉咙里，没什么人听他的。


刘汝明没理会这声喊，弯腰捡起地上的茶缸子，用手掌抹了抹底座的水渍，重新坐回自己的位置，把茶缸子"咚"地一声放下，闭上眼睛，像是累极了。